朱旦华说，苏联解体后，我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不由自主重新思考毛主席晚年为何要那么做，到底是对形势真的估计错了，还是他想到了看到了更深远的问题。有次她去看朱总，朱老总披着大衣，双手叉着腰，一动不动，久久凝视着前方。她刚走近，朱老总就对她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 1949年3月，春意渐浓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隆重召开。毛主席以一位卓越战略家的深邃目光，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振聋发聩之警示。他语重心长地说道：“胜利的曙光已近在咫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更将如一把利剑，刺破帝国主义的东方防线，其国际意义不可估量。夺取胜利，或许不再需要漫长的等待与巨大的牺牲；但巩固这份来之不易的胜利，却是一条漫长且艰辛的道路，需我们付出持久的努力与汗水。 然而，胜利也可能成为滋养骄傲、自满、停滞不前、贪图安逸情绪的温床，这些情绪如同毒瘤，可能悄然侵蚀我们的队伍。因为胜利，人民将我们视为英雄，资产阶级也会不失时机地前来捧场。敌人的武力已无法撼动我们，这一点已在无数次的战斗中得到了证明。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却可能让队伍中的某些意志薄弱者迷失方向。或许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无所畏惧，堪称英雄；但在糖衣炮弹的温柔攻势下，却可能败下阵来……革命之路虽然伟大，但革命后的建设之路更为漫长、更为艰巨。这一点，必须在此刻就向全党明确，务必让同志们继续保持那份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务必让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在地理文化的研究上，毛主席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造诣与热情。《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兵家宝典，毛主席不仅熟读于心，更将其中的精髓融入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之中。该书对中国山川地貌、地域形势以及古今战例的得失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历来为兵家所推崇。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期间，毛主席便高度重视地理知识的普及，将《地理》列为学生的主修课程，为培养革命战士的地理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亲自考察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以其敏锐的地理洞察力，为红军选择了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更是将地理知识与战争实践紧密结合，深入分析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三种有利地形：山地、平地与河湖港汊地。他特别强调要在敌后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等山岳地带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并巩固革命根据地。这些地形选择无不透露出毛主席对地理战略的深刻理解与精妙运用。 解放战争初期，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再次展现了他对中国地理文化的深厚底蕴。他力排众议，要求东北野战军直取喜峰口而非绕道山海关。这一决策的背后，是他对喜峰口这一长城要口历史地位的深刻认识。从明万历年间戚继光在此建功立业，到明末崇祯年间皇太极由此突入中原，喜峰口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毛主席的这一灵活部署，不仅体现了他对中国地理的熟知，更彰显了他在军事上的高超智慧与战略眼光。 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世乒赛上与美国乒乓球队的友好交往，不仅书写了一段体育史上的佳话，更成为了中美两国关系缓和的破冰之旅，被世人誉为“乒乓外交”。毛主席以其超凡的预见力，预见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果然，1972年，尼克松本人亲自访华，与中方就建立正常邦交进行了正式谈判。那一天，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毛主席的书房里促膝长谈，这一幕成为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性时刻。会谈的情景后来被永久地镌刻在洛杉矶郊区尼克松纪念馆的“世界领袖长廊”之中，成为了永恒的记忆。 毛主席对古代兵法的研究与应用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阅读《智囊》中关于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时，他在书页的天头上重重地画了三个大圈，并批注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这短短几字，凝聚了他对孙膑智谋的极高赞誉。实际上，毛主席对围魏救赵的兵法早已烂熟于心，并在革命战争中巧妙运用。1938年5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结合游击战争的实际需要，明确提出了可以借鉴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法。 他阐述道：“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通常位于内线。然而，在兵力充足的情况下，派遣次要力量至外线，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钳制其增援部队，是极为必要的。若敌人长期盘踞根据地不走，我们则可灵活地运用上述方法，即以部分兵力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之来源地，通过大规模的活动，迫使久踞之敌撤退以应对我之主力；这便是‘围魏救赵’的战术运用。”由此可见，毛主席不仅深刻理解了围魏救赵的兵法精髓，更将其灵活地运用到了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去，取得了显著的实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