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周迪道在一次行动中被日军逮捕。在叛徒的指认下，他承认了身份，日军兴奋极了，本以为抓住了大鱼，却不知一场反间谍斗争即将展开。   当时，周迪道任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员会主任。面对新四军在浙东地区的军费紧张，组织下达了紧急任务：筹集800万军费，以解燃眉之急。   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周迪道不得不频繁与伪军和商会接触，试图从中获取资金。   他不知道的是，日军早已在各个部门安插了眼线，叛徒将他身份透露给日军，周迪道当场被捕。   就在组织想尽办法营救周迪道时，却收到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与伪军接触时被叛徒指认，日军正在策反他。希望能将计就计，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更多情报，请组织批准计划。如果组织不认可，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时任组织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的丁公量对周迪道的提议十分支持，鼓励他大胆行动。   于是，周迪道在组织的批准下“叛变”了，并说服被捕的几个战友一起“投诚”，暗中却成立了一个名为“400谍报组”的小组，周迪道任组长。   就是这个小组与日军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   当地日军思想课课长铃木政一见成功策反一名新四军将领，心中大喜，这可是一大政绩，但仍对周迪道的“投诚”心存疑虑。   之前抓获的新四军可都是硬骨头，宁死不屈，现在扎堆的投降让他感到不安。   于是表面上接受了周迪道等人的投诚，私下里却派人24小时监视。   铃木政一知道新四军的作风，从不去青楼和赌场，于是安排伪军军官带领周迪道去这些地方玩乐。   为了迷惑监视的人，周迪道付高价让风尘女子演戏，要求闹出的动静越大越好。   知道日军不可能轻易相信他，为了打消铃木政一的疑虑，他开始频繁与伪军军官出入青楼赌场等地，制造出一种纸醉金迷的假象。   铃木政一还是不放心，又安排他去祸害百姓。周迪道没办法，只好带着伪军去抢老乡的东西，事后再偷偷补偿。   铃木政一观察到周迪道的行为，评估他确实在努力融入伪军。而且周迪道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更让铃木政一打消了疑虑。   实际上这些情报都是与组织商量好的，对新四军来说无伤大雅。   为了营救同志，顺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周迪道与被捕的一名叫莫奇的地下党合作演夫妻。   周迪道先是到处宣扬要找小老婆，让日伪军介绍了一圈都不满意，直到有一天“无意中”在监狱看到了莫奇。   莫奇是一名年轻的上海女子，因被怀疑是新四军的间谍而被关进牢房。   周迪道以要小老婆的名义向铃木政一请求释放莫奇，铃木政一对此并不反感。毕竟新四军没有三妻四妾，他认为这是周迪道彻底倒向他们的证明，甚至开玩笑是否担心莫奇会杀了他。   救出莫奇后，周迪道向她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计划，并要求她配合。   为了演好这场戏，两人经常秀恩爱，不久后莫奇假装怀孕，几个月后又不小心“流产”。   周迪道在潜伏期间，财经主任的本职工作也没落下。利用伪军的身份和汉奸、商会做生意，赚取超过1亿的巨款。   大部分资金交给了组织，自己则留了一小部分“孝敬”日军和伪军军官，借此扩大关系网，铃木政一也得了不少好处。   周迪道与铃木政一的关系愈发密切，日军对他的身份不再怀疑，但谍报工作本就有着极大的风险。   1945年春，“400小组”遭遇危机，一名叫王福舟的小组成员被逮捕。   起因是铃木政一在家书上透露出厌战情绪，几天后被新四军报纸曝光，而写家书时只有王福舟在场。   丁公量紧急制定了三个预案：一、如果没有对策，先让王福舟撤离；二、如果事态失控，“400小组”全体撤离；三、如果有把握化解危机，一个不撤。   好不容易打入敌人内部，周迪道决定不撤离，想办法化解危机。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终于在黎明时分敲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他找到领居徐章翠，一个爱国老太太。徐章翠的丈夫曾在日本经商，她会说日语，常为铃木政一准备日本餐，铃木政一视她为“干妈”。   周迪道询问徐章翠是否听过铃木政一谈论变卖物品换钱，准备回国的事。得知铃木政一曾在莫奇和阿比面前用汉语提及。   阿比是伪乡长，日军和新四军之间两面讨好。周迪道通知阿比最近不要来宁波，同时安排徐章翠邀请铃木政一吃日本餐。   饭桌上，徐章翠用日语提醒铃木政一，可能是阿比泄露了他的话。铃木政一意识到误会，很快释放了王福舟，“400小组”的危机才得以解除。   就这样，直到日本投降时，周迪道的身份依然没有被识破，铃木政一在分别时特意送给他临别赠礼，还派了一队宪兵队护送他离开。   周迪道不仅成功潜伏在敌人内部，还巧妙地利用敌人的信任，为组织获取了大量情报和资源。   真正的谍报工作比电视剧更惊心动魄，不仅充满了未知和危险，还要求谍报人员具备极高的智慧和心理素质。   现实里，没有剧本可以预演，每一个决定都生死攸关，他们必须在极端压力下保持冷静，每一个选择都考验着忠诚和牺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