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罗定农民挖到一个大盆，便想洗干净拿回去装东西，文化普查人员路过不经意一看，惊喜地叫了出来，农民以为是要抢东西，吓得撒腿就跑。 11月下旬，已经是冬天，农活忙得都差不多，现在家中也无事可做，罗定县罗平区的一位村民便想着上背夫山去，看看能不能挖点草药，补贴家用。 背夫山，是一座高约20米的小山头，东南方向有高俊的石芽山岭，西北方向300处有沙朗河自北向南流淌经过，汇入南江河，而南江河又汇入西江。背山望水，背夫上的自然环境可谓是非常好，所以山上也不时长着一些稀有草药。 老乡早早地看着锄头就上了山，来到山腰处，是一处平地，他见此处风景甚好，便想在这里开挖，一锄头下去，地质偏硬，有些费劲，挖了一会，眼看草药的根就要挖出来了，忽然“哐当”一声，老乡听蒙了，是不是挖到大石头了，挪开锄头一看，土中似乎有一块铁。 老乡疑心，是不是是把不要的破铁埋在这里了？他想着可以挖出来，卖给收破烂的，说不定能卖不少钱，说干就干，只见他再挥起锄头，不一会，拿东西就露出个大半，像是一个绿色的大盆，外面都是锈，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等到全部挖出来之后，好家伙，老乡一掂量，足足有几十斤的大盆，还挺精致，有花纹，下面还有底座，便改了主意，觉得拿回去装东西也不错，他便抱着大盆下了山，准备拿去河边洗干净，然后再带回家。 正洗着，县里面的文物普查人员也刚从背夫山下来，看到河边有个老乡在洗东西，便望了过去，这一看，无意中就看到老乡手中的大盆，当头的队员觉得不对劲，走进一看，队员惊喜的的大叫起来。 这一喊，倒是把老乡给吓到了，他见对方人多势众，以为是要抢东西，大盆也不要了，撒腿就跑。当头的队员还真猛地上前，蹲在大盆旁，呆呆地看了起来。其他人见吓到老乡，赶忙追了上去。 等到把老乡追了回来，那细看的队员立马站起来，握着老乡的手，急忙问道：“这东西哪里来的？”老乡不知所措，慌忙答道：“是老爷子做的，现在不要了！”队员不解：“这是战国青铜器，你家咋做的？” 经过队员细心介绍，老乡这才知道，原来这是文物，便连忙指路，带着队员们上山。到山腰后，众人立即勘探，这一探可不得了，下面果然有个古墓，而且年代久远，起码是战国的，事关重大，罗定文物队技术有限，他们立即向广东省博物馆报告此事。 墓葬位于西南坡，背山面水，从古代的风水来讲，那是极好的风水宝地。墓的地表当时已经被开垦。墓坑长约4米，宽约2米，墓坑至地面约2.3米，墓底的填土约30厘米厚，非常坚实，可见是经过大力夯实的。而且墓内还有有腰坑，即墓底为一坑，腰坑呈圆形，充满着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墓葬特色。 随着挖掘的深入，大家发现这个墓葬并不大，而且极少相关的文字信息，正当专家们以为会没什么收获的时候，却意外发现墓葬的陪葬品数量惊人，竟然有百余件青铜器，这样的青铜大墓，岭南地区只发现过两座，相当的少见。 其中青铜人首柱形器、铜三叶矛、兽耳铜鉴、铜叉、陶豆、铜镰铜、锯，都是广东省内首次考古挖掘发现。其中有胡铜戈是广东战国墓中发现的同类器物中，保存得相当完好，非常的难得。 由于没有相关的文字信息，专家们只好从青铜器中推断墓主人的身份，其中青铜人首柱形器作为仪仗器，内中刻有一个“王”字。这就成为了破解墓主人身份的突破口。 由此专家们推测，使用“王”字的青铜人首柱形器的墓主人人，应该是当时百越地区的一个“王”。或者是百越部族的部落族长、头人、酋长之类的任务。这个方国，面积可能还不小，可能和当时可考的阳禺国、番禺国、儋耳国、雕题国相当。 随着研究继续深入，专家们以为后面的发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没想到反而是发现了更多难解之谜。 比如，墓内发现了青铜车饰件，却不见整车的踪影。要知道，当时的岭南地区，河道众多，百越人善用舟而少用车，在岭南各地，多出土了独木舟，却未见车，只有在南越王墓中发现过部分车的构件。 现在却发现了青铜车饰件，专家们继续发掘，却一无所获，连车的部件都没有，说明当时此地还不具备制造青铜车的能力，那么这个饰件是从何而来？是否是部族与战国时秦军或楚军战斗时所缴获的战利品呢？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专家们只能作此猜测。 六只编钟各不同，违反礼制，这也让专家表示不得其解。考古队共从这个墓葬中出土6件编钟。 我们知道编钟是古代的乐器，是编排成套的，故名编钟。而此处出土的编钟，形制与纹饰都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原配的一套。这要是在中原地区，那肯定会其他诸侯国以违反礼制为由，而群而攻之。 这样的一套编钟是怎样凑合到一起的呢？专家们曾推断，这是越国的贵族在越国灭国后随身携带逃亡到岭南的，后来为了在此处站稳脚跟，又作为进贡的礼品送给地方上的酋长，一来二去，就到了墓主人的手中。 可这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专家们也只能推测，只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出土更多文物，以解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