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根本不是什么民族矛盾，就是边军兢兢业业无法晋升，朝廷乌烟瘴气，无视军心民心 唐朝建立之初，军队实行的是延续隋朝的府兵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国家会给参军的农户分配土地，并免除赋税徭役，这些农户则要出一个男丁当兵，既种地又参军。 这样的制度在唐朝前期运行得相当不错，不仅解决了军队人员的来源问题，还维持了社会生产，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但是，这个看似完美的制度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可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很多府兵家庭的土地面积在世代继承中不断缩小。 到了唐玄宗时期，很多府兵已经无法靠分到的土地维持生计，不得不给地主当佃农。这些府兵一面要种地养家，一面还要服兵役，生活十分困难。 更严重的是，这种生活困境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战斗力。府兵们为了生计疲于奔命，根本无暇专注练兵，军事素质明显下降。 在边境地区，面对游牧民族精锐的骑兵，这样的府兵部队往往难以抵挡。军队战斗力的持续下降，让朝廷不得不考虑改革军制。 于是，唐朝开始逐步推行募兵制。这种新的制度允许人们自愿从军，国家则负担军饷。这个改变立竿见影，那些真正热爱军旅生活的人纷纷应募入伍。 军队的专业性提高了，战斗力也随之提升。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募兵制最大的难题就是军饷问题。 为了解决军饷发放，朝廷将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将领。这些将领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征税来供养军队，看似解决了问题，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军饷发放权的下放，让地方将领掌握了军队的命脉。士兵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仰仗将领，久而久之，军队开始更认可直接发饷的将领，而不是遥远的皇帝。 这种变化导致了军队效忠对象的转移。将领们通过掌控军饷，逐渐将军队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 地方将领的权力不断膨胀，一些边疆重镇的节度使甚至开始自行其是，只在名义上接受朝廷节制。这种局面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更令人担忧的是，朝廷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种制度变革带来的潜在危险。他们只看到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却忽视了军队控制权的旁落。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安史之乱是一场少数民族叛乱，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当时的历史记载清楚地显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事实。 安禄山起兵时拥有十五万大军，其中至少十二万是汉族士兵。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 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中，汉族将领占据了绝对优势。安禄山手下共有两千五百名军官，其中胡人将领仅有三十八人，这意味着汉族将领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在最核心的将领群体中，这种比例也并未改变。安禄山的十一位核心将领中，九人都是汉族，只有两人是胡人。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所谓的＂胡人叛军＂说法难以成立。事实上，这支军队的主体就是汉族将士，只是最高统帅恰好是粟特人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要从边军将士的生存困境说起。在当时的唐朝，边军将士面临着晋升渠道受阻的严重问题。 朝廷对边疆将士的军功评定极为吝啬，即便立下战功，也很难获得相应的升迁。相比之下，在京城的文官和禁军将领却能轻易获得高官厚禄。 这种待遇上的巨大差距，让边军将士感到深深的失望。他们日夜镇守边疆，抵御外敌，却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 更糟糕的是，边军将士的军饷完全依赖于地方节度使。朝廷将军饷发放权下放后，就很少过问边军的生计问题。 这导致边军将士不得不依附于直接管理他们的将领。谁能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就会对谁产生效忠的意愿。 对于这些将士来说，能否养家糊口，能否获得晋升机会，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上司是汉人还是胡人，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效忠体系逐渐形成。边军将士开始将个人利益与其直属将领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利益捆绑体系的形成，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伏笔。当安禄山决定起兵时，大批汉族将士之所以追随，正是这种体系运作的结果。 对这些将士而言，跟随安禄山起兵不是因为认同他的民族身份，而是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这才是安史之乱中军队构成问题的真相。 朝廷对边军的忽视，晋升制度的不公，军饷发放的失控，这些才是导致大量汉族将士参与叛乱的根本原因。 安史之乱的爆发，表面上看是一场军事叛乱，但深层次原因却是唐朝军制改革中的制度缺陷。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虽然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却带来了军队控制权旁落的严重后果。 这种制度变革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切断了军队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直接联系。当军饷发放权下放到地方将领手中后，军队对朝廷的依附关系就被打破了。 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持续减弱，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却不断膨胀。这种权力的此消彼长，最终导致了军队与皇权的严重疏离。 在这种情况下，边军将士的个人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满足。他们的晋升渠道受阻，待遇得不到保障，只能越来越依赖地方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