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城楼进行扩建，事实证明，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有远见的人，可惜在郭沫若的一再建议下，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动。 信源：澎湃新闻—当年林徽因、梁思成奋力保护的，不止是北京中轴线 老北京，皇城根儿下，一砖一瓦都透着历史的厚重。 紫禁城，举世瞩目的庞大宫殿群，至今仍然屹立不倒，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的悲欢离合。试想，倘若我们的先人没有拆除那些城垣，今天的京城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京城，自金朝中都时代起，便注定了其“舞台中心”的地位，金朝的完颜亮把都城迁至这块宝地，并更名为中都，其城市布局方正，为后续的元、明、清三代奠定了基调。 蒙古的骑士们踏破了燕京的宁静，元朝的大都城应运而生。 《周礼·考工记》中所描述的“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理念，几乎被当作元大都规划的神圣法则。 当元朝末代皇帝逃亡，大都城却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明朝的成祖朱棣迁入北京，并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进入清朝之后，基本承袭了明朝的城市布局，北京城的面貌大致定型。 进入民国时代，为了方便通行，正阳门、朝阳门等多处城门及瓮城，还有皇城的城墙、东安门等被拆除。北京的城墙经历了首次大规模改造。 到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宣告北京再次成为政治中心。新秩序下，一切似乎都需要加速前进。 在这股“破旧迎新”的潮流中，不少人将古城墙视为“历史糟粕”和“发展的障碍”，当时工业化与现代化成为了迫切任务。面对北京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愿景，古老的城墙存废问题变得尤为紧迫。 于是“拆除”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郭沫若等人认为，城墙已失去了军事上的作用，并且阻碍交通，不利于经济发展。 反对之声亦不绝于耳。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建筑界的伉俪，坚决反对拆除城墙，他们视城墙为历史的见证与文化的载体，拆除之举无异于“割断了文化血脉”。 他们建议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拥抱现代，提倡在北京西部构建一个新的城区，同时保留老城区。 而市民对此事的态度则更加实际：便利的交通与生活设施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当时，古城墙确实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不少困难，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肩负起了规划北京未来的重任，专家间就这一议题激烈辩论。 梁思成主张完整保留古城墙，华南圭、钟森、单士元等专家则认为其观点不切实际，未能顾及城市的发展和居民需求。 尽管曾有拨款用于城楼的修缮，表明他对古迹保护的重视，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军事考量成了首要任务，领导人最终做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 尽管彭真市长努力争取保留部分城墙与城门，但终究未能改变结果，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建筑界的“神仙眷侣”，他们的命运与北京城墙紧密相连。 1924年，两人携手赴美留学，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林徽因毅然决然选择了建筑这条道路，而梁思成起初虽有些迟疑，但终究还是选择了与林徽因同行，共同深入建筑领域。 梁思成在海外深造，回国后，携手林徽因，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走遍大江南北，专注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和记录。梁思成归国后在清华大学开设了建筑系，对我国建筑事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他曾带领团队实地考察赵州桥、应县木塔和五台山佛光寺等众多历史遗迹，并促进了这些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梁思成曾为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五点宝贵建议：激活文化中心、限制工厂建设、精心维护故宫、限制建筑高度、开发城市西区的新办公地带。时至今日，这些建议依然显示出了深远的战略眼光。 遗憾的是他的提议并未得到重视。梁思成晚年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波折，遭受批判，被迫离开清华大学。 他一直到1972年离世，都持续为北京的城市发展难题提出警示。当时，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主张拆除老城区，认为古建筑是历史的拖累，在现代建筑的包围下显得微不足道，没有保留价值。 在一次城市规划会议上，吴晗批评梁思成的观念陈旧，最终促使政府选择了拆除部分古建筑的方案。 即便梁思成和林徽因竭力反对，结果仍旧无法改变。梁思成在现场悲痛落泪，而林徽因则在一次文化界集会上与吴晗激烈争执，预言拆除古建筑将会令人悔恨不已，新建的不过是“虚假的古董”。 林徽因此后病倒，不久去世。北京古城墙的一段被拆除，背后的情节错综复杂。 郭沫若等人并非漠视文化遗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更优先考虑国家建设与发展。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夫妇，则以他们的远见和专业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破四旧”期间，大量文物、古籍和艺术珍品被销毁，许多历史建筑也惨遭拆除，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文化损失。 这些损失不仅物质层面沉重，更是对精神世界的打击，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使后代子孙难以全面地认识和学习历史。 如今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成功，象征着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这片中轴线区域，也饱含了旧日京城的城市记忆。 申遗的成功，不仅是对北京深厚历史文化的认可，同时也促使我们对过往的不足进行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