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同志说: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叶剑英说这话是有原因的。据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记载:有一次，毛主席对彭德怀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1959年7月30日上午，毛泽东把聂荣臻、叶剑英二人找来，让他们与彭德怀谈话，劝彭德怀在会上检讨。7月30日晚上，聂荣臻与罗瑞卿散步时遇到了彭德怀，于是一起散步。聂荣臻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彭德怀对于毛主席的讲话有何考虑，彭德怀说:“哎，我听天由命了，随便吧！说我‘急于发难’，听来似乎很合乎逻辑，但不符合事实，我接受不了……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那些弯曲的事，我看是子虚乌有，肯定有人使了手脚！”见彭德怀还没有转过弯来，聂荣臻就劝他“从思想上好好考虑”，彭德怀拿出了他一贯处理争议问题的态度:“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因为此时毛主席已经有过交代，让他劝彭德怀做检讨，所以聂荣臻让彭德怀“顾全大局”，“写个书面发言”，实际上是让彭德怀主动检讨，以取得谅解。但被彭德怀拒绝了。 在彭德怀后来写的笔记中，他也记下了聂、叶二帅来看望自己的这件事，以及他当时沉痛的心情:“他们来劝我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他们说，你不是常讲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嘛。今天当着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有两个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己。但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可能是我的错。” 他想到了他的革命时光，1928年一二月间的某个日子，张荣生兴冲冲地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省委已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原定的入党仪式却因师部突然派来参谋长杜际唐等人催促彭德怀前往团部就职而未能如期举行。这时，彭德怀才惊喜地发现，张荣生已经在去年12月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从最初的救贫会会友到如今的党的同志，两人的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彭德怀上任团长后，一改旧军阀部队的恶习，自己提着简朴的小皮箱，让张荣生背着行军床，被子则放在马背上，轻车简从地前往团部就职。这一举动在士兵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士兵会会员李聚奎回忆说：“彭德怀团长的第一天，就宣布了两项重要的命令：第一，全团所有军官今后一律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与士兵同吃同住。”这一举措彻底颠覆了旧军阀部队中军官打骂士兵的常态，让士兵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与温暖。一营的士兵听说老营长要离开，纷纷流露出不舍之情，有的甚至落下了眼泪。 彭德怀就职后，不仅将一营财政公开的做法推广到全团，还根据一营的建议，由各营、连选派代表成立了全团经济清算委员会。他们仔细清算了彭德怀代理团长期间积存的款项，并将其中三分之二分发给各营、连作为经费，剩余的三分之一则作为团公积金。这一举措不仅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也提高了经费使用的透明度。 在战争决策过程中，彭德怀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善于倾听来自战争一线的各级指挥员的意见，注重在上下级之间实行民主协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他亲自起草的命令和报告，都会先传阅给志愿军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对下级，他既要求严格执行作战部署，又充分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遇到意外情况时能够果断处置。在严守军事机密的前提下，他尽可能地让广大指战员了解作战意图和计划，激发大家的智慧和创造力，共同为打赢战争贡献力量。   在彭德怀追求理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寻求他的理想。那时周恩来远涉重洋奔赴日本，怀揣着对新知的渴望与对真理的追求。作为一名囊中羞涩的留学生，他抵达东京后，面对的是双重挑战：一是必须攻克语言难关，从头开始学习日文。尽管他此前一直沉浸在英文的世界里，对日文一无所知，但他深知，若不能熟练掌握日文，便如同盲人摸象，难以触及学问的深层精髓。二是他必须奋力一搏，争取考入能够享受官费待遇的学校，以减轻经济负担，因为昂贵的学费对他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1917年金秋十月，他踏入了位于神田区仲猿乐街7号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里成了他磨砺意志、积蓄力量的熔炉，他不仅刻苦学习日文，还全力补习报考大学所需的各门课程。这所学校汇聚了三四百名怀揣梦想的中国留学生，大家共同奋斗，相互激励。为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周恩来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不仅在东亚高考预备学校埋头苦读，还利用一切机会，前往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旁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