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8日，董其武正在商议绥远起义部署，特务头子张庆恩带着十几个手持武器的手下闯了进来，气势汹汹的说：“你要是投共军，别怪我不客气。” 绥远，这片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广袤土地，扼守着中国西北门户，控制着晋绥、宁夏、甘肃等地区的交通咽喉。国民党当局深知绥远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西北防线的重要支点，在这里部署了包括董其武部在内的数万大军。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绥远的控制，不仅在军事上派驻重兵，更在政治上设置了严密的特务网络。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在绥远地区广泛渗透，监视着当地军政要员的一举一动。 1949年初，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傅作义部在北平实现和平解放，这对绥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董其武和傅作义有着多年的共事经历，两人经常通过秘密渠道保持着密切联系。 在筹划起义的过程中，董其武面临着诸多挑战。他担心解放军突然发动进攻会引发部队内部混乱，也担心一些顽固军官会挑动士兵制造冲突。 军饷和补给问题同样令人头疼，国民党当局随时可能断绝供应，这会给部队带来巨大困难。特务系统的破坏活动更是让人防不胜防，他们可能会阻挠部队参加起义，或者延误起义时间。 为了应对这些困难，董其武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他派遣参谋长樊折桂赴南京争取经费，表面上是去述职，实际是为了拖延时间，争取军饷补给。 同时，董其武还在部队内部秘密进行思想工作，稳定军心。他让可靠的将领如张世珍等人掌握重要部队，并在关键位置部署了忠实可靠的士兵。 1949年9月18日这一天，张庆恩带着特务闯入董其武的住所，这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张庆恩作为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掌握着庞大的特务网络，手下有数百名特务分布在绥远各地。 特务系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情报，他们在军队、政府机关都安插了眼线，对董其武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当他们发现董其武正在秘密筹划起义时，立即向上级汇报，并制定了一系列破坏计划。 张庆恩这次带人闯入，表面上是威胁恐吓，实际上是在试探董其武的态度和反应。特务们手中握有大量资金和武器，他们打算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阻止董其武率部起义。 就在这个时期，阎锡山也没闲着，他派人频繁接触绥远部队的高级将领。阎锡山利用与绥远部队的历史渊源，采取金钱收买和官职许诺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董其武的部队。 军统特务更是采取了极端手段，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暗杀计划。军统特务头目赵思武秘密组织人员，准备在董其武检阅部队时动手，或者趁夜潜入住所实施暗杀。 中统特务也没有停止行动，他们在部队和民间大肆散布谣言，企图制造混乱。特务们散布消息说美军即将介入，在缅甸训练的几十万军队要回国参战，试图动摇军心。 特务们的威胁不仅针对董其武，还包括支持起义的其他将领。他们向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投掷手榴弹，给支持起义的军官发送匿名威胁信，制造恐怖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董其武和傅作义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们加强了警卫力量，调整了部队部署，把可靠的部队调到重要位置。 董其武还派人加强了情报工作，及时掌握特务活动的动向。他的无线电部队成功截获了军统密电，揭露了敌人的暗杀计划。 最关键的是，董其武和傅作义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互相支持，共同应对各种威胁。他们的团结一致，让特务势力的各种阴谋都未能得逞。 在绥远起义的关键时刻，每一位高级将领的选择都至关重要。傅作义作为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推手，始终坚定地支持董其武的起义计划。 孙兰峰最初对起义持观望态度，经过傅作义和董其武的多次劝说，他最终选择了支持起义。孙兰峰的态度转变，对稳定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世珍将军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挥独立第7师负责警卫工作，成功挫败了多次暗杀阴谋。 在军事部署方面，董其武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他将可靠的部队部署在关键位置，建立了严密的警戒系统。 高级将领之间的团结协作是起义成功的关键。董其武、傅作义、孙兰峰等人密切配合，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 情报工作的及时有效也功不可没。董其武的无线电部队不断截获敌方密电，为起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9月19日，绥远起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不仅意味着10万军政人员获得新生，更重要的是120万绥远人民迎来了光明的未来。 起义部队保持了完整的建制，这与长沙起义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在于绥远的将领们有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同进同退。 绥远起义的成功，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北扫清了障碍。这场起义不仅改变了一方军民的命运，也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