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林在批判彭德怀的会上说：“在我们党，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英雄，谁也不要做什么英雄，而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我们都只有跟着毛主席，才会取得胜利。”林的这些话，虽是批彭，但也是他自己处理与毛主席的关系之原则的一次内心真实表白。他认为，有毛主席在世，就谁也不要有再想做大英雄的念头。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成为彭德怀、林二人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从庐山会议到1974年11月的15年中，彭德怀经历了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折磨；而由此到1971年9月的12年间，则是林飞黄腾达、走向权力巅峰的时期。然而，就结局来说，林并不比彭德怀好过多少，而历史对二人一生的评价却高下立判。 年仅十五岁的彭德怀，怀揣着对童年苦难岁月的深深铭记，以及中国农民为反抗悲惨命运而点燃的抗争之火，于夜色朦胧中悄然离开了乌石那片贫瘠的土地，从湖南湘潭的偏远乡村，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更加广袤、复杂的社会底层洪流之中。次日黄昏时分，彭德怀抵达了湘潭十六总码头，踏上了一条既载人又载货的船只。天色未明，他已抵达长沙，随即换乘前往沅江的早班帆船。行至白马寺，恰逢岸上有人高声呼喊，招募人手修缮堤坝。离家已三日有余，囊中羞涩的彭德怀，为了生计，毫不犹豫地跟随招工者前往了西林围。 西林围工程浩大，管理层级繁多，从堤工委员会到堤工局，再到包工头，最后至工棚，层层盘剥，堤工们的血汗钱被不断削减。每逢佳节或红白喜事，堤工们还需向监工与验收员送礼，以求片刻安宁。体弱多病者，往往负债累累；更有甚者，为求生计，不得不变卖被褥，最终无钱归乡，客死异乡，尸体被随意丢弃在荒野之中。彭德怀目睹这一切，心中悲愤交加：“洞庭湖区，被誉为湖南的米仓，实则是由这些堤工的血肉之躯堆砌而成！”而那些堤工局的董事们，无一不是靠剥削堤工来发家致富的。 彭德怀在西林围担任挑土工兼伙夫，每日以燃尽五支香为炊事时间，另五支则用于挑土。年幼的他，肩挑沉重的土担，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日复一日，他的身躯因此变得两肩宽阔而背部微驼，性格也愈发坚韧沉默。 1916年春节前夕，堤工们再次提出年关预发工钱的要求，彭德怀积极参与其中，却因此被当局视为“不安分子”，惨遭驱逐。此时，湘军第二师正在长沙招兵买马。彭德怀热血沸腾，走投无路之下，毅然决定投军。临行前，他将那卷破烂不堪的行李狠狠地扔进了洞庭湖，带着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希望，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8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击战”的战略方针。虽然这一方针与彭德怀等人的“运动游击战”看似相近，但实际上王明是针对全国抗战包括正面战场在内而提出的，其观点本身并无错误。这与毛主席在《时局中的几个问题》以及《论持久战》中的观点不谋而合。王明的错误在于没有明确阐述八路军的战略方针，而彭德怀等人的“运动游击战”观点，在抗战初期与毛主席的“山地游击战”观点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上。 毛主席站在战略的高度，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了游击战对于弱小军队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着重提出，解决了弱小的我军既要消灭敌人，又要防备那个阴险的友军，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重大命运问题。而作为前线将领的彭德怀等人，则更希望通过运动战的方式，在出师之际就消灭一些敌人，以振奋民族精神，树立我军威信。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也有如平型关战斗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因此，他们在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上没有毛主席认识得那么深刻，但绝非不同意或反对游击战。毛主席也吸收了军事将领们的意见，在《论持久战》中把我军作战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论持久战》犹如一盏明灯，字里行间闪耀着真理的璀璨光芒与无穷的力量。在毛泽东同志发表这篇振聋发聩的讲演稿整整七年又三个月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伟大抗争精神的最好证明，更是对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深刻剖析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基本进程与最终结局的精准验证，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化作了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防与军队建设踏上了新的征程。《论持久战》中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民族自信，那条贯穿全文、熠熠生辉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及研究战争与军事问题时所必须坚持的鲜明立场、独到观点和科学方法，持续为我国的国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 到了1956年，彭德怀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中，深情回望了我军战争的历史，掷地有声地指出：“无数实战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我军在战争前夕做足了充分准备，于战役、战术层面果断采取反攻与进攻策略之时，战略防御的任务便能圆满达成；反之，则难免遭遇挫败。这一规律，在未来的卫国战争中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