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万国来朝，却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轰然崩塌！而昔日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如今也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后来的“两税法”，为何却没能挽救这个苟延残喘的王朝？ （信源：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J].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其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对完善的赋税制度。 唐朝建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为了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唐太宗时期沿袭了北魏的均田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租庸调”制度。 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将赋税分为三部分：田租（租）、徭役（庸）、和布帛（调）。 “租”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田赋，以粮食实物缴纳，税率相对较低，通常为四十税一。 “庸”是成年男子承担的徭役，每年服役二十天，可以以绢布代替。“调”是家庭缴纳的布匹，根据家庭人口和经济状况而定。 “租庸调”制度的制定，体现了唐朝统治者轻徭薄赋的政策，也体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这套制度在唐朝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恢复。 然而，这套制度也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 “租庸调”制度依赖于均田制的有效运行。 均田制要求土地定期重新分配，以防止土地兼并。 然而，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新增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导致“租庸调”制度的税负越来越难以承受。 而且“租庸调”制度的管理难度较大。 户籍和土地登记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 但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加上基层官员的腐败和失职，户籍和土地登记工作常常出现错误和遗漏，导致实际征税与制度设计存在偏差，使得部分农民负担过重，部分地主则可以逃避税。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埋下了社会动乱的隐患。 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导致了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也使得“租庸调”制度的实施基础彻底崩溃。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为了解决财政困境，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推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取消了“租庸调”制度，将田租、徭役、调全部合并，以货币形式征收，每年征收两次，分别在夏秋两季。 “两税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征税流程，提高了征税效率。 “两税法”的税额是不固定的，根据政府财政需求而定，这就给了地方官员以可乘之机，很容易导致横征暴敛，加重农民负担。 而且“两税法”以货币形式征税，农民需要将粮食或布帛变卖成钱，这增加了农民的交易成本，也给商人提供了操纵市场价格的机会，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尤其是，两税法虽然名义上合并了徭役，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依然需要承担各种徭役，这实际上是变相的重复征税。 虽然“两税法”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流转，但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社会矛盾因此更加尖锐。 因此，“两税法”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唐朝的财政问题，它的失败标志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的彻底终结，也预示着唐朝由盛转衰的开始。 归根结底，唐朝的赋税制度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变，是一个从相对公平合理到逐渐失衡的过程。 “租庸调”制度的瓦解，是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制度缺陷以及战争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两税法”的实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为唐朝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这段历史，为后世王朝的治国理政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