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日本NHK电视台找到央视，想要买《三国演义》在日本播出的独家版权，制片人任大慧一看是日本人要买，就开了一个天价：1W美刀一集，84集就是84W美刀，而且还只能播3年。没想到日本方一口价没还，还觉得占了大便宜，兴高采烈地就签合同付钱。 1994年，《三国演义》电视剧风靡中国大江南北。 剧组的辛勤付出和精心制作，造就了这部堪称经典的佳作。 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剧在日本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一切，要从日本NHK电视台购买该剧播出版权说起。 制片人任大慧得知日方有意购买，便狮子大开口，开出了每集1万美元、全剧84万美元的天价，播出期限也只有3年。 没想到，日方竟一口答应，还觉得占了大便宜，欣然签约付款。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国演义》的拍摄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这部经典剧作的每一集价格接近9万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这笔费用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显得极为奢侈。 在改革开放初期，形容最富裕家庭的词汇是“万元户”，而一集的制作成本足以覆盖8到9个万元户一年的总收入。 这不仅反映了这部剧的经济价值，也显示了制作团队的雄心壮志。 剧中核心男一号唐国强的收入相对微薄，每集仅250元。 在整部剧的拍摄中，他的总收入甚至还不到日本电视购买一集成本的四分之一。 这种收入差距让人感受到当时中国影视行业的经济状况，尽管《三国演义》是一次高投入的制作，但与国际市场相比，演员的报酬仍然显得相对有限。 在日本播出后，《三国演义》引发了观众的狂热追捧，许多人走上街头，争相讨论剧情与角色，形成了“万人空巷”的景象。 剧集结束后，观众们纷纷向电视台要求重播，然而日本电视台面临两难局面。 一方面，重播需要支付新的版权费用；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电视台并没有重复播放同一部电视剧的先例。 这一情况甚至引起了日本明仁天皇的关注，他同样是一位“三国文化”的爱好者。 在观众强烈的呼声和天皇的过问下，电视台最终决定向中央电视台再次购买版权，并重播这部剧。 重播的消息一经宣布，便引发了日本家庭录制设备的断货现象。 很多观众为了能够及时录制下重播的剧集，纷纷购买录像机，渴望拥有这部经典作品的永久拷贝，以便随时观看。 这一切，都证明了《三国演义》在日本的影响力之大。 早在1689年，日本学者湖南文山便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日文，这一译本被认为是最早的外文版本。 此后，世界各国陆续将《三国演义》译成各自的语言，现今已有近百种全译本和节译本。 然而，关于《三国演义》究竟何时传入日本，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在日本江户时代以后才逐步引入的。 在日本史籍中，最早对《三国演义》的记载出现在《罗山先生诗集》中，该书附录卷一的目录中提到了庆长九年（1604年）阅读的书目，其中包括了《通俗演义三国志》。 实际上，罗贯中所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元末明初问世的前后，三国的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已有近千年之久，并且早已传入日本。 以14世纪后期完成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为例，其中便包含了许多三国的故事。 特别是在卷二十的插话中，讲述了孔明出山与孔明之死的情节，诸如“三顾草庵”和“死诸葛走生仲达”等重要元素早已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这表明三国故事在日本的传播早于正式译本。 由于中日两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普通民众通常难以理解汉语版的《三国演义》，因此这部小说最初主要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流传。 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组织了一批专门从事翻译的“唐通事”，他们通过学习汉语，借助《三国演义》这部作品打开了通往中文文学的大门。 这不仅为日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开启了日本经久不衰的“三国热”序幕。 湖南文山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做出了相当大的改动，例如，他将原著的120回缩减为50回，并删除了每回后面常见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内容。 这一改动使得故事更加紧凑，情节更加完整，符合了小说的叙述形式。 此外，《三国演义》原本包含的古代说书特点在湖南文山的改编中也得到了保留，进一步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 正因如此，湖南文山的译本在日本获得了极大的欢迎，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三国热”。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关注这一经典作品，逐渐形成了对三国文化的深厚热爱。 94版《三国演义》在日本的巨大成功，既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也有该剧自身的出色品质。 这部剧以其励志的故事、丰满的人物、精良的制作，为观众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艺术享受，堪称经典。 它不仅将三国文化推向世界，也为中日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这种经典，值得我们倍加珍惜，更需要我们继续开拓，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艺术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