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四川“缅共楼”里的遗族

1989年，缅句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入中国后，缅共剩余的力量再一次面临瓦解。

1950年前后，曾有一批缅甸军人和一批代表团进入中国，并在贵州、四川两地接受训练和生活，后再重返缅甸战场。他们被称为“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1989年重新退入中国后，缅共剩余力量中的中国籍军人（主要是知青）被同意退伍，“贵州老兵”和“四川老兵”则因为早年大多与贵州、四川当地女子结婚，被安排重新回到贵州和四川生活。

少数不愿意去中国的老兵，以及梦想继续革命的缅共成员，坚持留在了中缅边境的瑞丽、腾冲等地。

300多名“贵州老兵”来到了贵州凯里。如今他们被安排在凯里市郊的几栋楼中。这些楼被称为“缅共楼”。“贵州老兵”的子女最终成为了中国公民，尽管普遍黝黑的皮肤令其与当地人看起来差别很大。

有关方面为老兵发放退休工资，甚至为他们报销医药费。但政府同时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要对外界提起往事，并在2009年多次开会强诟了这一点。

“四川老兵”被安置在成都、内江等地后，同样获得了退休工资和不同级别的福利。而滞留在中缅边境的老兵，一些人回到了缅甸，另一些则一度成为令中国“头疼”的对象。

北京坚决反对缅共遗族在中国境内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多次抗议。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依然有境外的前缅共人员收到来自中国境内的政治传单。缅共高层，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军区领导，则被分散安置在了全国各地。

德钦巴登被安置在长沙市。另一些人则被安排在成都、南昌、昆明等城市。与贵州一样，昆明也有一栋“缅共楼”：位于市区一片巨大的住宅小区里一栋普通的住宅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与周围的无数个单元并无区别。一些前缅共高层在这个普通的单元里成为上下楼的邻居。

中国方面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总机电话，并为每个人编制了代号。如果不是亲友打来的电话，总机将不会转接。其中，郑生，前缅共中央委员，他的代号为2332;古方，前缅共副主席，代号2337，王仁，前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代号2339。

政府为他们每月发放1000多元的工资，每人130平米左右的住房。几位老人还集体出资，由外事部门出面，为自己雇佣了保姆，以照顾卫生和饮食。

北京同样给予了他们子女的中国公民身份，但他们本人却不能拥有中国护照。这导致他们无法离开中国。

古方就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流露出去走走的想法。除了在苏联留学，古方大半生都在丛林和农村作战。他告诉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很想去香港、东南亚的大城市看看，无奈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他经常在昆明走动，或是去曾经参加缅共的知青家里串门。2005年，古方还曾访问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与研究者们讨论缅共问题，

2006年，古方去世。时至今日，昆明“缅共楼”中依然健在的前缅共高层仅剩2人。成都也仅存4人。

古方去世时，一些缅共遗族和曾经参加缅共的中国知青为他举办了追悼会。同时出现在追悼会上的还有大陆外事部门的人员。他们坚决制止了花圈和挽联上有关古方身份和职务的表述。最终，花圈上只写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

“政府希望我们彻底忘记那些事情，永远不要再提。”一位参加了追悼会的遗族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市区里的那栋“缅共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