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18日，60岁的罗瑞卿将军无处申辩，后直接从3楼纵身跳下，当场血流不止。消息传出，毛主席、党中央皆震惊不已。 1931年，上海的局势动荡不安，革命的火种在困境中挣扎。当时的共产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地下党员被国民党军队追捕，部分无辜群众为保全自身利益纷纷与革命组织割席断交。 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不道德的人士甚至出卖革命同志，试图从中渔利。最令党组织震惊的事件之一，是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迅速叛变。 顾顺章的叛变几乎摧毁了地下党在上海的情报网络。作为上海党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他掌握着大量军事机密，并与诸多重要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 顾顺章的失守，使得上海地下党的安全形势愈发严峻。但幸运的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党员胡底及时将这一消息传递给党组织，确保了部分机密的安全。 与此同时，远在苏区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等人对上海的局势一无所知。为了挽救更多的同志，毛主席决定通过行贿国民党军官来获取情报，然而资金的缺乏成了难题。 幸运的是，党组织曾缴获敌军大量贵重物品，其中不乏黄金饰品，最终这些物品被熔铸成金条，凑足了120两黄金。 运输黄金至上海的任务交给了林伯渠，他曾在同盟会中工作，熟悉敌人的动向。林伯渠和两名亲信采取分段运输的方式，从瑞金出发，历经南平、杭州、松江等地，经过七个运输点。每到一地，前一个运输点的党员会在一枚刻着“快”字的象棋上做记号，确保黄金安全传递。 然而，在几个月的运输途中，黄金在松江一带失踪。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时，他情绪激动，几乎瘫坐在座椅上。但通过象棋上的标记，线索指向了松江一带。尽管黄金失踪，党内同志的安全得以保障，但这一事件始终成为毛主席心头的痛。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一案件再次被提起，毛主席依然对此案念念不忘。他知道，真相不能被掩埋，哪怕黄金是否被找回并不重要。 毛主席深知案件涉及的人员和背景之复杂，罗瑞卿对此案的调查工作显得尤为谨慎。罗瑞卿带着沉重的责任感，开始对事件中的每个环节进行追溯，寻找当年知情的地下党员。 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关键证人——刘志纯。刘志纯当年负责黄金运输任务的最后一环，而正是他最后接到消息却一直未见到黄金的踪影。 刘志纯回忆说，黄金的运输在松江出现了断裂，他到达松江后，发现只有一枚象棋留下，而没有任何关于黄金的线索。经过他的汇报，组织才开始介入，推测可能在松江的运输点发生了问题。为此，罗瑞卿决定深入松江一带展开详细调查。 调查人员逐步对当地旅店展开排查，最终聚焦于一名叫梁碧纯的旅店老板。梁碧纯的身份让人产生怀疑，因其曾是一个穷学生，突然间通过做生意积累了财富。经过一番盘问，梁碧纯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负责松江的运输工作，但坚称自己并未偷走黄金。 面对审讯人员的压力，他终究供出了线索，称黄金失踪发生在他住的客栈，当晚有两人送给他一碗茶，喝下后他便昏迷不醒，醒来时黄金已不见。 进一步追查，调查人员锁定了嫌疑人吉家贵。吉家贵原本是个小车夫，后因不明原因突然成为一名商人。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黄金失踪案的相关线索中。 通过上海的协作，警方最终在上海逮捕了吉家贵，并由梁碧纯确认了吉家贵的身份。吉家贵在证据面前无法抵赖，供出了自己的同伙——旅店伙计和一名小贩。 最终，调查人员找到了吉家贵的同伙，并通过进一步追查，确认其中一人已死亡，而另一个则被依法逮捕。吉家贵和同伙的非法财产被没收，正义虽然迟到，但最终还是到来了。 到了1965年底，罗瑞卿因一些未曾证实的罪名遭遇党内的严重误判。在那个充满政治斗争的年代，罗瑞卿被孤立在一栋楼的三层。这一度使得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与困惑。然而，身为一名耿直且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无意背负“反党、反毛主席”的指控。 为了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他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从三楼跳下。虽然这一举动未能致命，但他因此遭遇了严重的伤害，脚后跟被粉碎，导致了终生的腿疾。 尽管身体上的伤痛无法愈合，但在精神层面，罗瑞卿依然坚定不移。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罗瑞卿感到无比的悲痛。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尽管已经因伤病拄着拐杖，他依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悲伤，泪如雨下，悲痛欲绝。 两年后，罗瑞卿因腿部疾患再次求医，于1978年7月赴德国治疗。然而，手术后的并发症使得他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到一个月，他因突发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参考资料：蒋艳编著. 《罗卿大将画传》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