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北约乱跳的日本政府：别忘记，1972年周总理送的6个大字

近期，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令人深思。从频繁与北约互动，到不断加强军事部署，再到在东亚地区频频制造紧张局势，日本似乎逐渐偏离了战后和平发展的轨道。这一切不禁让人回想起1972年那个意义非凡的秋天，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写下历史性的一笔。在那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送给田中角荣六个意味深长的大字，这六个字不仅凝聚着中国对日本的期望，更是对日本未来发展道路的谆谆告诫。如今的日本政府，是否还记得这六个字背后的深意？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六个字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日本战后政治格局的演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美国以盟军统帅部的名义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七年的占领统治。在这段时期，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主导了日本的战后重建工作。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主要围绕＂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两大主题展开。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新宪法，这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基本法确立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权、不保持军事力量。这一条款成为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

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1948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反转方针＂，决定将日本打造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远东堡垒＂。这一政策转变直接影响了日本保守势力的命运。

1949年，吉田茂出任首相。作为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吉田茂提出了著名的＂吉田主义＂，主张轻军备、重经济的发展路线。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派开始主导日本政坛。

1955年，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这一事件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确立，标志着日本进入保守势力长期执政时期。自民党通过巧妙运用政治资源和选举制度，建立起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阁政商关系的形成。战后重建期间，通产省、大藏省等政府部门与企业界建立起密切联系，形成了独特的＂行政指导＂体系。这种体制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强化了保守势力的统治地位。

到了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1960年，池田勇人首相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启了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腾飞进一步巩固了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但同时也为日本社会带来了新的课题。城市化进程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显现，劳资矛盾加剧，这些都成为考验执政党的重要议题。

二、田中角荣的政治生涯

在日本政坛，田中角荣堪称一个传奇人物。他出身于新潟县农村，家境贫寒，仅有小学学历。1925年，年仅15岁的田中角荣来到东京，进入土建公司当学徒。凭借过人的商业头脑，他在建筑行业迅速崭露头角，并在28岁时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1947年，田中角荣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众议院选举并当选，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初入政坛的田中角荣展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手腕。他在国会中积极参与经济建设相关议题的讨论，并在1957年获任邮政大臣，成为战后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作为经济建设派的代表人物，田中角荣在担任大藏大臣期间推出了著名的＂列岛改造论＂。这一计划主张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实现日本国土的均衡发展。虽然这一计划后来因石油危机而受阻，但充分体现了他务实的施政风格。

1972年7月，在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击败了福田赳夫等强劲对手，成功当选日本首相。这次胜选的背后，反映了日本政坛的重要变化。与传统的官僚派政治家不同，田中角荣代表着新兴的＂平民派＂势力。他善于运用政商关系，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治资金网络。

上任伊始，田中角荣就面临着严峻的内政外交挑战。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日本在东亚外交格局中的地位面临调整。同时，日本经济虽然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对外贸易领域亟需开拓新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田中角荣敏锐地意识到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他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开始着手准备访华事宜。这一决定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尽管当时日本国内仍有部分势力反对与中国建交，但田中角荣坚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

在对华政策上，田中角荣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认为，经济合作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支点。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中日建交，必须正视历史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后来的中日建交谈判奠定了基础。

在外交风格上，田中角荣展现出鲜明的特点。他不拘泥于外交礼节的繁文缛节，而是注重实质性对话。这种作风在当时的日本政坛中颇为少见，也为他赢得了＂推土机政治家＂的称号。

三、走向中日建交的历史契机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即将访华的消息在国际社会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这一事件对日本的冲击尤为巨大。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友，日本却被蒙在鼓里，这种被动局面让当时的佐藤内阁陷入严重的外交困境。

尼克松访华后，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实际上为日本打开了一扇外交新窗口。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在推动着对华政策的调整。1971年末，日本出口增长率开始下滑，传统外贸市场趋于饱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急需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界率先行动起来。1971年下半年，日本钢铁协会、经团连等重要经济团体纷纷派出代表团访华，探讨经贸合作可能。松下幸之助等著名企业家公开呼吁改善中日关系。经济界的态度对日本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民间的对华友好情绪也在不断升温。1972年初，日本各地陆续成立＂日中友好协会＂，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大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对华邦交正常化的比例持续上升。

在经济压力和民意推动下，日本政界开始出现重要变化。自民党内部的＂亲华派＂力量逐渐增强。以古井喜实为代表的议员组成＂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积极展开对华外交活动。这些活动为后来的官方建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中国方面也释放出积极信号。1972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表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日本发展关系。这一表态为双方接触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国内的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主流媒体连续发表社论，支持对华建交。媒体的报道帮助塑造了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的舆论环境。

在双边经贸往来方面，1972年上半年出现明显增长。中日贸易额比上年同期增长近40%。特别是在机械设备、钢铁产品等领域，日本企业显示出强烈的合作意愿。这种经贸关系的升温，为政治关系的突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个推动因素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亚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重组。日本需要在这一变局中重新定位自己的战略地位。改善对华关系，成为日本适应新形势的重要选择。

四、周恩来总理赠送的六个大字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率团抵达北京。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郑重地将一幅题有＂和平友好互利信任＂六个大字的书法作品赠送给田中角荣。这六个字不仅凝聚着对中日关系的期望，更成为此后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指导原则。

赠送这幅书法的场景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当时的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双方就建交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周恩来总理特意选择在第一轮会谈结束时赠送这幅字，体现了中方对发展中日关系的诚意和期待。

这六个大字的书写极具特色。＂和平＂二字写得端正稳重，体现了两国关系的基础；＂友好＂二字秀丽飘逸，展现了两国人民交往的愿景；＂互利信任＂四字遒劲有力，突出了双边关系的核心要义。整幅作品布局匀称，笔势连贯，彰显了周恩来总理的深厚书法功底。

在赠送书法时，周恩来总理还特别解释了这六个字的含义。他指出，＂和平＂是两国关系的前提，＂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互利＂体现了平等互惠原则，＂信任＂则是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这番解释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日方代表。

这六个字的分量远超过一般的礼节性赠品。它们实际上概括了中国对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主张。＂和平＂二字特别强调了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友好＂二字展现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外交智慧；＂互利信任＂则为两国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

在随后的建交谈判中，这六个字的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双方明确表示要＂本着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两国间的持久和平友好关系＂。这一表述与周恩来总理赠送的六个字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总理选择书法作为礼物也别具匠心。书法艺术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文化传统，田中角荣本人也对书法有所研究。通过这种形式传达外交理念，既显示了文化认同，又增进了双方理解。

这六个字在此后的中日关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确立的中日经济合作方针，都能看到这些理念的延续。它们成为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准则。

在中日建交40周年、50周年等重要节点，这幅书法都被反复提及。它不仅是一件历史文物，更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象征。许多日本政要在访华时，都会特意回顾这段历史，重申这六个字的现实意义。

五、中日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的六天时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最关键的阶段。在这短短六天里，双方代表团进行了多轮密集谈判，最终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breakthrough。

第一轮谈判于9月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伊始，双方就直面历史问题。对于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田中角荣以明确的措辞表示道歉。这一表态为后续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周恩来总理则表示，中国人民将历史与现实区分开来，愿意面向未来发展两国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日方最初主张采用＂不同意见并存＂的模式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对此，中方明确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建交的前提条件。经过多轮磋商，日方最终在联合声明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9月27日的谈判聚焦经贸合作议题。双方就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日方表示愿意扩大对华贸易规模，并在重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中方则强调，经济合作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在领土问题上，双方采取了务实态度。关于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总理提出＂搁置争议＂的建议，为避免争端扩大提供了智慧解决方案。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9月28日，谈判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双方外交团队连夜工作，对联合声明的具体措辞进行反复推敲。在处理战争赔偿问题上，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显示出高度的政治远见。

联合声明的起草过程极为严谨。每一个词句都经过仔细推敲，以确保准确传达双方共识。特别是在涉及原则性问题的表述上，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找到了各自都能接受的措辞。

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正式签署。这份文件不仅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还确立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等重要原则。声明的签署标志着中日关系翻开新的一页。

签字仪式结束后，双方还就具体落实问题进行了商谈。包括互设大使馆、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实际事项都得到妥善安排。这些细节性工作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无论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还是规划未来合作，都体现出求同存异、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谈判取得成功，既得益于历史机遇，更源于双方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