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伐时把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邓演达当主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组。但后来一直叫“总政治部”。孙谱明当驻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朱代杰当秘书长，章伯钧当组织科长(他才从德国回国，是共产党员安徽人)，郭沫若当宣传科长〔他辞去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这里所谓的科和下面的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级部的部处级。后来加上江董琴(福建人)的党务科长，李合林的杜会科长，还有一个郭冠杰当总务科长。我就改任秘书。
广东国民党武装力量准备北伐的方针确定以后，除了确定参加部队的战斗序列以外，新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因此，就由邓演达主持，开了四天的政治工作会议，解决北伐军政治工作上的一些原则的和具体的问题，时间是6月21日到24日，中央党校存有一份当时会议的原记录。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所建立的政治工作机构。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续下来了。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无论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其草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影响所及也是相当深远的。
会议自始至终由政治部新主任邓演达主持，李富春任大会秘书。参加会议的，除邓演达、李富春外，还有包惠僧、郭沫若、梁绍文、鲍慧僧、挥代英、余程万、丁默村、伍翔、朱克靖、朱和中、陈公博、黄仲翔、熊雄、陈雁声、林祖汤、关学参、铁罗尼(苏联顾问)、罗清扬、陈潘、贾伯涛、鄷悌、甘乃光、李朗如、褚民谊、熊锐、王志远、顾孟余、邓颖超、邓福林、缪斌、杨麟、周恩来、余洒度、彭熙、方德华、李合林、欧阳继修(阳翰笙)、李笠农、曾扩情，前后参加会议的总共四十多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在广州的直接和间接参加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所有主要人物。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在总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切行动都要以总司令部的指令为依据的新形势下，建立一套与新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的全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规章制度。
会议主要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总政治部的编制、军队政治部的编制和团连建立特派员和指导员的制度。同时，还对政治工作人员的考评、纪律、任免作出了规定。
军师的政治工作以及团以下的经费全部由总政治部统一经理，与军费分开，这样就使政治工作经费不受部队经理制度的束缚，既方便政治工作，又避免了军政首长之间的矛盾。
其次是解决北伐军队的群众宣传工作，因此着重研究了宜传队的问题。由李富春主持制定了宣传队组织条例，并请周恩来主持制定有关宣传队的考选和训练方案。同时，由总政治部拟定了许多北伐宣传标语在广州大批印刷，分发各军师团连使用。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即使国民党的那些旧军队，经过政治训练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也多少解决了军民关系问题，使北伐进军途中，大受群众欢迎。
会议末期，邓演达还请蒋介石到会训话，题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应注意之点”。蒋介石主要讲了总政治部是隶属于总司令部的，因此一切都要听总司令的。总司令既然给了总政治部应有的权力，总政治部就应该负起责任。
会议最后一天.邓演达作总结讲话。他对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政治工作距革命需要尚远，希望大家努力工作，贯彻好会议的各项决定。
会议记录正式宣告了新的主任主持会议，陈公博由于两个政治部接交的关系，仍然出席会议。我们看见，两三次邓演达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下来的。这也是事实。
这个《会议录》看起来是解决了好多技术问题，当然北伐的政治工作在重新调整的情况下是有很多技术同题要解决的，如编制、经费等等。由于这个会议是讨论准备北伐的政治工作，也就是北伐时期的战时的和战地的政治工作，所以会议第三天蒋介石来这个会议发表演说，说总政治部要统管战时、战地的国民党党务的建设和发展，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与群众运动。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是符合他一贯的集权思想的，但当时北伐军的政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也需要有这一条来肯定它在战时、战地的法律权威。
因此在新的总政治部的编制当中，除了原来的组织、宣传科股以外，新增加了党务和社会科股，就是为解决这个新任务而添设的新编制。
广东的政治工作是从苏联学来的，而在这次北伐当中，军事上有一个加仑将军当顾问，政治部也有一个苏联顾问铁罗尼，据说是苏联红军炮兵出身，北伐从广东到武汉，他都和总政治部一起行动。现在流传比按广的一张照片，就是邓演达、郭沫若、铁罗尼三个人在武昌城外照的。就是这个铁罗尼，在《会议录》上可以看出来，他出席了第一天和第三天的会议。好像听郭沫若说，抗日战争中他去苏联时，还在莫斯科见过这个顾问。
这个会议讨论了宣传队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广州并没有解决，因为在广州很难招蓦学生参加宣传队.广东学生多了，进入湖南以后，语言上也会发生困难。可能各军、各师的政治部招了那么一点，但并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宜传大队。真正招青年学生编成一个宣传大队，是在湖南长沙进行的。湖南的青年学生，经过党的动员，很多人加入了这个宣传队。但是谁当宣传大队的队长，却引起了我们和邓演达的争论。邓演达想要季方当队长，而我们则是推荐胡公冕当队长，两个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但胡公冕是共产党员。最后.邓演达还是同意让胡公冕当队长，这已经是进人武汉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会议的出席人，除邓演达以外，都是各单位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还有的是准备进入新政治部，还没有到任的，如郭沫若;有的是非军队单位，带顾问性质的，如顾孟余、邓颖超;有的则以前是政治工作的负责人，现在已退职的，如周恩来、陈公博。总政治部各单位的负责人，都算列席，不算出席。我也是列席的。在第二次会议上，把我补为印刷委员会的委员，即《会议录》上那个李民治是也。但在广州因为语言关系，我也并没有参加什么具体工作，总政治部出发离开广州以后就没有这个委员会了，但宣传标语的印别一直还是由我负责。如到了长沙，利用长沙的石印店，印了很多标语;到了武汉，也在印刷厂印刷了标语，这些都是由我主管的。
当时各军、师不自己印刷标语，都由总政治部印好了发下去。标语的样子有一尺宽，四尺长，顶上有一个青天白日的图案。
对于参加会议的人，有些比较有名的不管他们最后政治生命如何，在这里都不说明了，如邓演达、郭沫若、挥代英、陈公博、林祖涵〔伯渠)、褚民谊、顾孟余、邓颖超、周恩来。其余的人，我现在还能记忆到的，简单的做一个注释。
1.熊雄(1893-1927)，江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战役，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本;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德国和苏联学习，回国后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 1927年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
2.熊锐(1894-1927)，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
3.朱克蜻(1895-1947) ,湖南人，法国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朱培德第三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1947年作为新四军代表派到徐州郝鹏举部队，后被郝鹏举暗害。
4.鄷悌（1903-1938),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第一师党代表。抗战中任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后因长沙大火案，被蒋介石枪杀。
5。缪斌(? -1945)，江苏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当汉奸，任汪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处死。
6。欧阳继修，即阳翰笙，四川人，当时任黄埔军校人伍生队政治部主任
7.李合林，四川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后任总政治部社会科长
8.包惠僧，湖北人，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曾代表广东区出席中共一大。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开始时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后脱党。
9、李朗如，广东人，南京陆军中学毕业。广东商团的军事干事。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党代表
这个名单作为回忆是全不了的，虽然都是当时在广州做政治工作的人，但我在广州的时间很短，和他们很少往来，离开广东后就更说不上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广东人，如今可说是下落不明。所以鲍慧僧、伍翔、朱和中、黄仲翔、陈雁声、关学参、陈琦、邓福林、杨麟、彭熙、方德华、罗扬清、李笠农等人，就只好留作空白了。至于梁绍文、余程万、丁默村、贾伯涛、甘乃光、王志远、余洒度、曾扩情等，其中后来一些人是改组派，一些人是蒋介石的特务军官，费点力气去查一下，也会有些收获。但这里缺掉这些人物的简单注释，也并没有什么不妥。照样留作空白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