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7岁的李亚茜已怀孕几个月，却惨遭日军剖腹，最后母子双亡，只因她没有按时吃日军发的“预防丸”。         “慰安妇”制度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期间的一项严重人权侵犯行为，源自日本军方在东亚战场上的军事需求。此制度的实施不仅是对女性身体和尊严的极度践踏，也反映了侵略战争中对受害国人民的非人道暴行。 1931年11月，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升级，日本海军开始在上海虹口地区指定几个风俗场所作为特别“慰安所”，即为日军士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这些最初设立的“慰安所”包括了大一沙龙、小松亭、永乐馆、三好馆等四个主要场所。这些场所原本是上海虹口地区的民间风俗场，随着战争的推进，特别是在“慰安妇”制度的确立后，这些地方开始由日本海军直接管理，成为军队满足性需求的工具。日本军方将这些地方变成了官办的“慰安所”，其中的女性多数为被迫或被骗的中国妇女，面临着极为严酷的生存环境和不可逃避的身心摧残。 1932年1月，上海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队在上海的驻扎进一步加剧了“慰安妇”制度的蔓延。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占领区内频繁发生性侵犯中国妇女的事件，性暴力成为日本军队日常军事行动中的一个常见现象。随着事态的发展，日本不仅依赖这些由军方经营的慰安所，还开始在上海和其他城市建立更加系统化的“慰安妇团”。这些“慰安妇团”直接负责将女性集中管理，定期向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许多妇女被迫成为“慰安妇”，她们的生命和尊严被完全剥夺，只能在极端的压迫下苟且生存。 在淞沪停战后，虽然陆军的一部分慰安所被撤销，但海军的慰安所仍在继续运作，且开始向更广泛的区域扩展。与此同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关东军周边的多个驻地开始设立类似的军妓院，为驻军提供性服务。此时的“慰安妇”系统已不再仅限于上海，而是在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迅速扩展。 到了1937年，南京被日军攻占后，慰安妇制度进入了一个更加系统化和广泛化的阶段。12月11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下达了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这一命令不仅要求日本国内快速征集女性送往中国，而且还拨出了大量资金，通过日侨的帮助，在南京等城市建立民间“慰安所”。这些所谓的“民间慰安所”由一些在中国的日本商人运营，他们通过建立类似“方便屋”的场所，将女性集中起来，进行性奴役。 在南京，日军的暴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的几天内，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杀戮、焚烧和掠夺，南京大屠杀成为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一次暴行之一。与此同时，日军内部也爆发了性病流行的危机。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松井石根等日军高层命令加速在南京等地建立各种慰安所，目的是将女性资源转化为性服务工具，来消除士兵之间传播性病的风险。12月25日，驻防南京的日军参谋部提出了关于在南京设立慰安所的详细方案。随即，日军在南京开始了更加系统化的“慰安妇”征募和管理，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被迫进入这些慰安所，成了日军士兵的性奴。 这些慰安所的运作方式十分残酷，女性在这些地方不仅遭受身体的摧残，还被迫过着非人道的生活。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贫困家庭，甚至有些被直接绑架或诱骗进入这些设施。一旦进入慰安所，女性往往无法逃脱，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中，直至她们的生命被折磨殆尽。这些被征召的“慰安妇”大多数经历了性暴力、疾病传播、饥饿和极度的精神折磨，她们成为了战争机器的可怜零件。 1944年的一个晴朗午后，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一片坡地上。然而，这里即将上演的残酷一幕却与明媚的天气形成了鲜明对比。数十名身着褴褛衣衫的女性被日军士兵押送至此，她们神情木然，目光呆滞，仿佛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预感。 在这群女性中，年仅17岁的李亚茜格外引人注目。她双手被牢牢捆绑，腹部高高隆起，昭示着一个新生命即将来临。 日军士兵粗暴地将李亚茜推搡至场地中央，强迫她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紧接着，一个身着军装、脸庞刚毅的男人迈步上前，冷酷地扫视着在场的女性。他大声用蹩脚的汉语呵斥道:＂都给我看仔细了！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话音未落，他抽出腰间的战刀，蹲下身去，将刀尖抵在李亚茜隆起的腹部。李亚茜瞪大了双眼，瑟瑟发抖，拼命摇头哀求，但凶手置若罔闻。只听＂嗤＂的一声，锋利的刀锋划破了少女的肌肤和子宫，瞬间，鲜血喷涌而出，将李亚茜的下身染成了一片殷红。 凶手将手伸进李亚茜的腹腔，毫不留情地掏出一个血淋淋的婴儿。那婴儿已经成型，软绵绵地蜷缩成一团。他将血肉模糊的死婴随手丢在一旁的草丛中，任其在痉挛中渐渐停止了挣扎。 而李亚茜，这个年仅17岁的黎族女孩，胸口微微起伏了几下，眼神渐渐黯淡下去，永远地阖上了双眼。她就这样被残忍杀害，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只因为她没有按时服用日军发放的预防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