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八路军缴获两门大炮，却仅剩3发炮弹，大战在即，根本派不上用场！几天后，一人跑来找到团长，神秘一笑：“我有办法，你让人跟我去搬炮弹！” 1940年，686团的炮兵连虽然缴获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却因缺少炮弹几乎无法使用。 李玉章得知了在白彦镇的一所废弃学校中，日军设有一个秘密的弹药库。他决定冒险去获取这些弹药。 李玉章将这一计划向团长张仁初报告，得到了支持。 两人经过仔细分析，制定方案，一队从学校外围摸进去，挖洞从墙壁运出炮弹；另一队则从正门吸引日军注意。 夜幕降临时，李玉章带领的那队负责搬运炮弹。学校的土墙并不坚固，经过一番挖掘，他们终于进入了弹药库。 弹药库里堆满了“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数量之多，足足有几百发。 传递炮弹的队伍像链条一样接力运送。但就在搬运过程中，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向了他们。幸好李玉章早有准备，指挥大家隐蔽在弹药堆后。 随着日军离开，搬运工作继续进行。然而，随着最后一箱炮弹被搬走，被日军察觉。 愤怒的敌人开始开枪追击此时，李玉章率领的小队已经快要撤离，正门的战士们则进行掩护。他们投掷手榴弹，但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日军立刻调动轻机枪，向撤退的八路军开火。在这一刻，李玉章虽然腿部受伤，但他冲向敌人，打倒一名追击的日军士兵。 就在这时，其他战士已经安全带着炮弹撤离，并且成功将李玉章背了回来。 八路军往往面临武器装备的匮乏困境。 根据1937年10月的统计，八路军的129师共有约9,000名士兵参加战斗，仅以步枪为例，八路军129师全师仅有长枪3,412支、马枪724支，共计4,136支枪。但这些枪支配备的弹药只有43,012发。 平均每两名士兵分得一支步枪，而每支枪的弹药只有10发左右，实际发放给士兵的只有5发。相比之下，日军的每名士兵携带的弹药量接近120发。 除了步枪外，129师拥有593支驳壳枪和93支手枪。这些武器对于面对装备精良的敌军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更为严重的是，虽然129师拥有3支MP18/28冲锋枪和72支仿制汤姆逊冲锋枪，但这些冲锋枪的子弹仅为319发，这使得这些冲锋枪在实际战斗中几乎没有实战价值。 129师总共有29挺重机枪和93挺轻机枪，但这些武器的数量远远低于编制要求，且每挺重机枪平均每挺只有800发子弹，轻机枪则平均每挺只有294发子弹。相比之下，国民政府军队每个连队配备的重机枪数目是八路军的三倍。 129师仅有6门迫击炮，炮弹总数为76发。而八路军的炮兵营名义上存在，却没有实际的火炮装备。 在这样的困境下，八路军的士兵仍然顽强作战。根据与国民政府的协议，八路军本应得到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物资支援。 而，国民政府的支持远未达到预期。八路军向阎锡山求援时，尽管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弹药，阎锡山却拒绝提供任何轻重武器。 1937年，国民政府尽管提供了一定的支援，但由于自身的战争压力，援助数量有限。 根据记录，1937年到1938年间，八路军从国民政府获得了约546万发子弹、7.3万颗手榴弹以及9000枚迫击炮弹。到1939年，国民政府逐渐减少了对八路军的弹药支援。 在早期，日军的防守严密，尤其是在精锐部队的把守下，八路军从敌军缴获的物资数量非常有限。 在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付出了600多人的牺牲，才缴获不到1000支步枪、20余挺机枪等武器。八路军开始通过袭击和策反伪军等方式，成功获得了更多的武器。 1937年，毛泽东提出要自己生产武器弹药。于是，八路军在延安等根据地汇集了大量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开始生产枪械、弹药等基础武器。 初期，黄崖洞兵工厂每月只能生产约60支步枪，但随着技术进步和设备改进，生产能力逐步提高，到了后期，每月可生产430支步枪。 除了自制武器外，八路军对日本72式掷弹筒进行了改造，将其改成了更适合山地作战的50炮。 每月生产的50炮数量达到40门左右。更为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8月，八路军研制出了七九式步枪。这种步枪相较于日军的三八大盖，更轻便、精度更高，且易于携。 在1941年，八路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翻造步枪子弹。 由于工人不足、材料紧张，每个月只能翻造约6万发子弹。 为了尽量提高战斗力，八路军不仅依靠自制弹药，还十分重视收集战场遗弃的弹药。 苏联在抗战初期每年向红军提供30万到50万美元的资金，并通过新疆通道为八路军输送武器装备。 不仅如此，阎锡山的山西新军、地方抗日武装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纷纷捐赠物资。 宋庆龄等社会人士也组织了物资援助，甚至捐赠了救护车等设备。 参考文献：[1]百团大战中八路军自制“辣椒炮弹”[J].新长征,2015,0(7):3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