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许世友得知自己授衔上将，开怀畅饮。酒酣时电话响起，大扫其兴，便不耐烦地拿起话筒，略带醉意地说：“喂，我是大将军许世友，你是谁？”话筒那边说：“小兵恩来！” 许世友出生在山东省费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就经历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1924年，年仅19岁的许世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许世友很快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1929年，他加入了红四方面军，成为了一名基层指挥员。 许世友作战勇猛，带领部队屡建战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中，他指挥部队连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成功解救了被困群众。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许世友担任红31军军长，率部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在甘孜、懋功等地的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更是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指挥部队参加了津浦路战役、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 在济南战役中，许世友带领部队首先突入城区，打开了胜利的局面。他亲自带队攻打守敌最为顽固的商埠地区，最终全歼守敌。 徐州战役中，许世友指挥部队在泗县地区设伏，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这次战斗不仅打开了徐州战役的突破口，也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解放军进军上海时，许世友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他指挥部队从南京出发，沿长江南岸向东推进，配合其他部队成功解放上海。 1955年，新中国实施军衔制度，这是建国后军队建设的一件大事。这不仅标志着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对革命军人贡献的一种肯定。 军衔评定工作由中央军委专门成立的授衔委员会负责，制定了严格的评定标准。评定标准包括革命资历、军事能力、指挥经验和作战功绩等多个方面。 在军衔评定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些将领主动要求降低军衔，认为组织给予的军衔过高，这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军人的谦逊品格。 以粟裕为例，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指挥了淮海战役等重大战役，战功显赫。当得知组织准备授予他元帅军衔时，他主动请求降为大将，表示元帅军衔过重。 另一种情况是部分将领对评定结果表示不满，认为自己的功绩被低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贡献得到认可。 周恩来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采取了非常智慧的方式处理这些不同意见。他既尊重那些主动请求降衔的将领，也耐心解释说服对军衔不满的同志。 在处理军衔评定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注意照顾各个方面军将领的情绪。他明白，这些老战友都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都值得尊重。 为了让评定工作更加公平合理，授衔委员会反复研究每位将领的具体情况。他们查阅历史资料，听取各方面意见，力求做到实事求是。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将领展现出了崇高的革命品格。萧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评定大将只有十个名额，而符合条件的有十三人，他主动让出名额。 最终，军衔评定工作圆满完成，共评定出十位大将。这个结果是在充分考虑了革命贡献、军事才能和革命品德等多方面因素后得出的。 新中国的军衔制度建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等级划分。它体现了党对革命军人的关怀，也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许世友对军衔评定的不满，背后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这要追溯到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遭遇，以及张国焘叛变事件对红四方面军将领的影响。 在长征时期，张国焘曾一度分裂红军，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这个错误决定不仅造成了红四方面军的重大损失，也让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背负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1935年，张国焘被彻底揭露后叛变革命。当时一些人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这让许多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感到委屈。 周恩来深知这段历史，也了解许世友的心结。他以＂小兵恩来＂自称，既是对许世友自称＂大将军＂的幽默回应，更体现了他对老战友的理解和关怀。 周恩来通过电话谈话，向许世友说明了军衔评定的考虑。他特别提到了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说明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将领的信任。 在谈话中，周恩来还提到了粟裕和萧克的例子。这两位将领都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都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 这通电话不仅化解了许世友的不满情绪，也加深了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以后，许世友更加积极投入到军队建设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