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贵州省一名瓦匠给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我没牺牲，希望组织分配一些工作”，杨勇看后当即让他当了副区长。这瓦匠是谁呢？ 1950年的一天，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这封信来自遵义的一名普通瓦匠，信中写道：＂我是孔宪权，不知道您还记得我吗？我如今在遵义，虽然身有残疾，但还是想请求组织给我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勇拿着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激动得站了起来。这个名字，他怎么可能忘记，那是一位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一个被认为已经牺牲的红军英雄。 这位名叫孔宪权的瓦匠，1911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家里穷得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买不起。 当红军来到家乡招兵时，年轻的孔宪权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部队里，他很快就因为作战勇敢成为远近闻名的战士。 参军后的孔宪权，在战场上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带领的突击队多次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立下了不少战功。 1932年，在黄克诚的介绍下，孔宪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战场上表现得更加英勇，被誉为＂打不死的程咬金＂。 在中央苏区时期，孔宪权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战斗。每一次战斗，他都带领战士们英勇作战，是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战将。 在这期间，他与杨勇等革命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他们一起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生死考验，建立起了超越生死的革命友谊。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孔宪权跟随红军主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这一路上，他带领突击队参与了多次重要战斗。 1935年2月的一天，红军部队向娄山关发起了猛烈进攻。孔宪权带领突击队，奉命攻打敌军指挥部。 战斗异常激烈，突击队遭遇敌军的疯狂反扑。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突击队的子弹所剩无几。 战士们把最后的子弹打光后，拿起马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孔宪权依然坚守在战斗第一线。 就在这时，一串密集的机枪子弹击中了孔宪权的左胯。虽然浑身是血，他仍然坚持用最后的三颗子弹与敌人周旋，直到二营营长邓克明带领援军赶到。 战友们把重伤的孔宪权抬到了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救治。医生检查后发现，他的左胯被六发机枪子弹打碎，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没有麻醉药，医生只能用鸦片水代替。手术后，孔宪权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将近十厘米，从此成为了一名残疾人。 按照长征时期的规定，重伤员需要就地安置。组织上考虑到孔宪权的特殊贡献，特意给他留下了一名卫生员、一名警卫员和300银元。 他被安置在当地一户姓宋的地主家养伤。红军临走时，特意叮嘱这户人家一定要照顾好他，并表示一定会回来。 1936年西安事变后，局势有所缓和。伤愈的孔宪权本想北上寻找部队，但收留他的宋姓地主担心红军回来追究责任，再三挽留。 无奈之下，孔宪权只能留在遵义。为了生计，他先是当起了走街串巷的货郎，挑着担子卖些小商品。 后来，他又学会了泥瓦匠的手艺。虽然是跛脚，但他做工细致认真，在当地逐渐有了一些名气。 起初，当地人都叫他＂跛子瓦匠＂。后来有人认出他是红军，便改口叫他＂活着的红军菩萨＂。 在当地百姓眼中，这位残疾的泥瓦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他待人真诚，工作勤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有些迷信的乡亲们甚至把他穿过的鞋子、用过的物品都收集起来，认为这些东西能带来好运。这让孔宪权的生活更加清贫。 1950年初，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这个名字让他立即提笔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这封信很简单，就说明自己还活着，虽然身有残疾，但希望组织能给他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信寄出后不久，杨勇就派人把他接到了贵阳。 组织很快恢复了孔宪权的党籍，并任命他为第七区副区长。他熟悉当地情况，又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很快就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1952年，组织上考虑到他在遵义生活多年，对当地情况了解深入，便调他参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建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孔宪权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他带领工作人员在全省各地搜集红军长征时期的文物资料。 在他的努力下，纪念馆共收集到1400多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刻，成为了宝贵的革命文化遗产。 1964年，在孔宪权的争取下，毛泽东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毛主席解放后唯一一次为革命纪念馆题字。 1958年，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视察时，对孔宪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孔宪权同志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最适合的馆长。＂ 到了80年代，很多国外的作家和记者慕名前来采访这位老红军。他们在了解长征历史的同时，也被孔宪权的革命精神所打动。 1988年11月，孔宪权以77岁的高龄离世。消息传出后，全国七大军区都发来了唁电，表达对这位老战士的深切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