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10日，蒋介石探望病重的胡宗南，胡宗南泪流满面，说：”这里（台湾）真是没有意思。“蒋介石听了之后，沉默良久。 蒋介石将指挥西北防线的重任交给了胡宗南。 1944年，日军发动了席卷中国中部的“一号作战”，迅速蔓延到河南西部。 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动驻守关中的大军前往豫西。 胡宗南指挥的第八战区，兵力庞大，合计超过三十万，拥有大量精锐部队。 初期，胡宗南的部队虽攻占了一些阵地，但面对日军猛烈的火力，进攻逐渐受阻。 尤其是第8师在攻占五原崤时，损失惨重。 胡宗南决定将进攻转为防守。 然而，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增援部队迅速赶到。 蒋介石立即下令胡宗南停止进攻，转入防守，并要求坚守阵地。 胡宗南随即指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坚守灵宝、虢略等阵地，严禁撤退。 然而，部分部队指挥官缺乏作战经验，士气低落，防线崩溃。 特别是第97师在灵宝牛庄阵地的防守中，师长傅维藩表现得极为慌乱。 第167师的防线也在日军猛烈的进攻下失守，副团长梁臧悲愤自尽。 关中一带的防线，一旦失守，重庆将面临极大危险。 胡宗南几经请示重庆，最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决定撤退。 陕西地方团体未能了解战况的真相，纷纷送上锦旗慰问。 事后，胡宗南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批评道，胡宗南的部队在指挥上存在严重问题，尤其是中下级指挥官的作战能力严重不足。 1949年，在西北的战场上，胡宗南的中央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随着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的连续打击，胡宗南屡次被其引诱、包围，导致大量兵力损失，最终不得不在1949年3月仓皇撤退。 1947年3月，胡宗南在延安战役中遭遇了彭德怀的精妙战术。 彭德怀巧妙地运用了诱敌之计，将胡宗南的主力引入伏击圈，接连歼灭了胡宗南的多个兵团。 在1947年7月的榆林战役中，胡宗南试图增援这一重镇，但彭德怀再次采用了伪装的策略，将胡宗南的主力吸引到远离榆林的地方，最终打击了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整编36师。 此后，1948年2月的宜川战役，胡宗南再次错误判断战局，导致整编第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没。 胡宗南曾在蒋介石的重用下，长期掌握着西北的大权，但其战术上的固执使得其部队屡屡受挫。 尤其是在与彭德怀的对抗中，无论是延安战役中的连续失败，还是榆林战役中的错失良机，胡宗南总是过于依赖兵力的优势。 彭德怀不仅能准确把握战场态势，还能通过巧妙的兵力部署战术，消耗胡宗南的战斗力，最终将其压迫至西安。 1948年，随着解放军在华北的胜利，西北的战局也彻底发生了变化。 1949年3月26日，解放军攻占西昌、康定。他不得不带着部分部队乘飞机逃往海口。 在海口停留了短短一周后，胡宗南终于决定离开大陆。虽然他在蒋介石心目中仍有一定地位，但国民党内部对他的指责声不断。 1950年5月，台北的“监察院”联合40余名监察委员，提出了对胡宗南的弹劾，并要求追究其责任。 特别是胡宗南坐拥的20多万中央军和地方军阀支持下的优势兵力，在解放军的面前却屡战屡败。胡宗南沉默地接受了这些指控。 1949年，彭德怀指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了扶眉战役。 彭德怀面对的是胡宗南精心布置的强大阵地，而这场战斗最终以胡宗南部队的全线溃败告终。 胡宗南此次作战时，集中四个军的兵力，在渭河两岸部署了复杂的防线。这种防线被一些国民党将领戏称为“羊拉屎”阵地。 尽管如此，胡宗南却自认为这种布阵能有效防止解放军的合围。但在彭德怀的眼中，胡宗南的部署不过是纸上谈兵。 虽然他在渭河两岸布置了防线，但其后方的宝鸡防线空虚，所剩兵力极为有限。 胡宗南的部队一旦被合围，将陷入困境。而且，胡宗南两翼的马步芳和马鸿逵部队，虽然表面上是盟军，但彼此间的配合并不密切，。 战役伊始，胡宗南预料解放军会沿陇海铁路和西兰公路展开正面进攻，但彭德怀却出奇制胜，派遣第二兵团由许光达指挥，经过一夜急行军，突破了胡宗南防线，直插敌后。 随着敌人四个军的兵力被压缩至午井至葫芦口一带。 扶眉战役中，解放军歼灭了胡宗南部四个军、六个师和六个团，总计四万余人。战败后的胡宗南一直逃至川东，并在随后的川东战役中再次遭遇全军覆没，最终逃到西昌。 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时，曾试图通过胡宗南稳定西昌的局势，然而此时的胡宗南，仅剩下约千余人马。在西昌，胡宗南拼凑起一支约万人的残军，最终，在1950年2月，蒋介石派飞机将胡宗南接走。 逃亡至台湾后，胡宗南在海边散步时，甚至有几次试图自杀。 1959年，胡宗南正式淡出军界，虽然仍保持军人身份，但并未再担任实际职务。 参考文献：[1]王保存,郭懿麟.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J].苏区研究,2024(4):6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