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中统少将郑蕴侠只拿到了一张去台湾的机票，当时重庆已经解放，郑蕴侠不得不舍弃家人，坐车去成都赶飞机。 1949年11月底的重庆，国民党在重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军政要员开始准备撤离。 重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最后一个大后方，这里聚集了大量即将南撤的政府机构和军事单位。 中统特务机构作为国民党的重要情报部门，此时也在进行最后的撤离工作。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正在紧急销毁文件，处理敏感资料，同时为重要人员安排撤离路线。 郑蕴侠作为中统少将，在这个特殊时期收到了一份紧急通知。组织下发了最后一批前往台湾的机票，而他获得了其中的一张。 这张机票注定要改变郑蕴侠的命运。机票上写着明确的时间：最后一班飞机将在成都起飞，前往台湾。 郑蕴侠作为中统的重要成员，他曾参与指挥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血案，这些事件都与镇压地下党有关。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城内的形势更加紧张。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街道上到处都是准备撤离的军政人员。 郑蕴侠不得不做出最后的选择。他简单收拾了一些随身物品，带着那张珍贵的机票，准备启程前往成都。 郑蕴侠此时已经换上了普通百姓的衣着。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他深知在这种时候如何隐藏自己的身份。 当郑蕴侠好不容易赶到成都时，成都已经解放，街头悬挂起了崭新的五星红旗。 这张来之不易的机票，最终成了一张废纸。在成都机场，已经看不到任何往来台湾的民用航班。 当郑蕴侠站在成都解放后的街头，面前只剩下三条可能的逃亡路线。第一条是继续等待机会前往台湾，第二条是前往尚未解放的海南岛，第三条则是逃往缅甸边境的金三角地区。 在权衡利弊之后，郑蕴侠选择了相对更有可能成功的金三角路线。为了躲避追查，郑蕴侠首先选择在涪陵一家榨菜厂谋得一份普通工人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准备，郑蕴侠决定转换到一个更适合隐藏身份的职业。他选择成为一个流动的货郎，这样既可以合理解释自己的外来身份，也方便在必要时转移。 1950年底，一个名叫刘正刚的中年货郎出现在了贵州省务川县濯水镇。这个看似普通的货郎，就是经过精心伪装的郑蕴侠。 濯水镇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正是一个适合潜伏的地方。镇上的居民都过着简单的生活，对外来的货郎也不会过多追究背景。 郑蕴侠开始认真经营自己的货郎身份。他每天推着货担，走街串巷，和当地居民建立起了自然的联系。 郑蕴侠在镇上逐渐站稳了脚跟。他的货郎生意虽然不大，但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时，郑蕴侠因为自己货郎的身份，顺利被评为贫民。这个新的阶级成分，为他的隐藏身份又加了一层保护。 在濯水镇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郑蕴侠还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邵春兰的山东姑娘。两人相识之后很快就组建了家庭。 郑蕴侠在当地的威望不断提升。他为人和善，经常帮助邻里，很快就在镇上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 到了1956年，因为表现突出，郑蕴侠甚至被推选为村民代表，代表濯水镇参加县里的学习。 在潜伏的第八个年头，郑蕴侠精心构建的身份面具终于出现了裂痕。这位自称不识字的贫苦货郎，在一次普通的闲谈中脱口而出＂不翼而飞＂这个文雅的成语。 这个看似微小的细节引起了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1957年5月19日的清晨，两名公安干警来到了刘正刚的住所。这位在濯水镇生活了八年的货郎，终于以郑蕴侠的真实身份被逮捕。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考虑到郑蕴侠的特殊身份和过去的所作所为，一审法院做出了死刑判决。 1958年12月22日，在终审判决中，法院根据新的政策，将郑蕴侠的刑罚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在监狱中，郑蕴侠度过了十七年的改造生活。这段经历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发展变化。 出狱后，郑蕴侠主动投身于对台宣传工作。 除了对台宣传，郑蕴侠还开始整理历史资料，撰写文章。 这些文章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经历，也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完成了一部自传，详细记述了自己跨越半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在晚年，郑蕴侠始终希望能够回到重庆的较场口看看。 然而，2009年，在他102岁高龄时，郑蕴侠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