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当院长。陈伯钧：当副院长。钟期光：当副政委。这是南京军事学院刚成立的时候的人员组成表。 1950年，当新中国迎来第一个生日时，国家开始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在百业待兴的年代，我们的军队不仅需要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更急需一批精通现代军事理论和实践的高级军事人才。 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让这个需求变得迫在眉睫。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我们的指战员们需要掌握更先进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理论，这让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军事院校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7月，刘伯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辞去西南军区的职务，转而投身军事教育事业。这个请求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因为刘伯承不仅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更有着系统的军事理论功底。 起初，中央军委计划将军校设在东北地区。但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这个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周恩来和刘伯承多次实地考察，先后看过北京圆明园等多个地点。 在反复权衡后，刘伯承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以华东军政大学为基础创办新的军事学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这不仅能节省国家财政开支，更能在最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所完整的军事院校。 关于校名的确定也经过了深思熟虑。考虑到未来可能增设海军和空军课程，刘伯承建议将原定的＂陆军大学＂改为＂军事学院＂。这个更具包容性的名称，为学校未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在确定了基本方案后，学校的筹建工作快速展开。1950年11月，第一批学员开始报到，教学机构也随之建立。根据实际需要，学校设立了情报科、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等多个教学部门。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学校特别邀请了三四十位苏联军事顾问。 在人员构成上，学院的领导班子也很快确定下来：刘伯承担任院长，陈伯钧任副院长，钟期光担任副政委。这三位领导各有所长，形成了一个互补性很强的领导团队。 中央军委还专门下达命令，要求各部队的主官都必须经过南京军事学院的培训。 在建校初期，南京军事学院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套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了适应当时的军事形势，学院设立了情报科、陆军本科和陆军速成科等不同层次的教学部门。 在教员队伍的建设上，刘伯承提出了著名的＂三条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必须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要有专门军校的学习经历，还要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坚定决心。 在师资队伍的组建过程中，学院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吸收一批原国民党军队的优秀军官担任教员。这些人虽然曾经是对手，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这个决定的实施并不轻松。有些教员曾是学员的手下败将，在讲台上难免感到尴尬。有些学员也对这样的安排存在疑虑。 面对这种情况，学院领导采取了＂双向引导＂的方式。一方面鼓励教员发挥所长，大胆授课。另一方面也教育学员要以虚心学习的态度对待这些教员。 廖耀湘的例子就很具有代表性。作为一位抗日名将，他在缅甸战场上的经验和对现代战争的认识，为学员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材料。 学院还特别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不管教员的背景如何，只要他们能为军队建设贡献力量，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教学方法上，学院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员们不仅要讲授军事理论，还要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进行分析和讲解。 为了推进军事现代化教育，学院还特别重视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学院引入了许多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教材。 每一位教员都被要求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及时掌握最新的军事发展动态。学院定期组织教研活动，让教员们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在教学实践中，学院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它既吸收了苏联军事院校的先进经验，又结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 这种教学方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从这里毕业的学员，普遍具备了较强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部队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1956年，毛泽东亲自到军事学院视察，对学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视察不仅是对学院工作的肯定，也体现了党中央对军事教育工作的重视。 然而，六年的辛苦工作也让刘伯承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作为一位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的老将，繁重的工作让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 1956年，刘伯承首先向中央军委请假，由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职务。这个决定体现了他对学院工作负责的态度。 1957年，刘伯承的身体状况仍未见好转。经过慎重考虑，他正式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辞去职务的请求。这次请辞获得了批准。 南京军事学院的成功，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开创了一个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