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在被美国长期软禁期间，意外发现杂志上的一张照片，是毛主席和他的师长、民国学术大师陈叔通先生的合影。他敏锐的意识到可以通过联系老师来与新中国建立联系。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与夫人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九龙港，结束了长达五年的流亡生活。下船后，他们通过罗湖口岸顺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刻，钱学森感到无比激动，但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远未完成，未来的道路充满了挑战。 回国后的短短一个月内，钱学森受邀在电视台做了关于自己归国感受的演讲。他准备了四页演讲稿，字字斟酌，情感真挚。 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从初被拘留到最终能够离开美国回国的转变。他回顾了美国政府如何设法阻止中国留学生归国，甚至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拖延他们的回国手续，提供所谓的“绿卡”以诱使他们留在美国。这些经历让他对美国的做法产生了深刻反思，并感到震惊。 在演讲中，钱学森还通过对比中美科研工作者的差异，强调了中国科研人员的纯粹与执着。他指出，在美国，科研人员常常受到利益和政治的左右，工作中充满不确定性与矛盾，而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则更专注于科技本身，心无旁骛。 与此同时，钱学森迅速投入到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1956年2月，他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并为未来几年的科技发展制定了远景规划，特别是在火箭与导弹领域。这一规划为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国家对国防建设的重视，钱学森的工作开始取得阶段性突破。在他的领导下，国家成功克服了西方国家设立的技术壁垒，通过自主研发，成功研制出了多款导弹和人造卫星。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防技术已实现质的飞跃，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时间回到1955年5月，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在美国的生活已陷入长达五年的软禁之中。此时，他们已经尝试了多种方式来打破困境，但始终未能如愿。 那一天清晨，送餐的中国餐厅送来了一篮新鲜蔬菜，蒋英接过篮子时，发现其中夹着一本《人民画报》。她翻开画报，目光迅速落在其中一张照片上。 那是一张展示北京五一劳动节庆典的照片，画面中毛主席与各界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蒋英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张让他们充满希望的照片。 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正是陈叔通，一个与钱学森父亲有深厚交情的老朋友。钱学森看到这张照片后，感到无比振奋，内心涌动的情感让他几乎无法控制。 他看着蒋英，激动地说：“这下有救了。”这不仅仅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对于钱学森而言，它象征着连接自己与祖国的桥梁，或许能帮助他们打破困境，重返祖国。 夫妻俩决定借此机会寻求帮助，他们迅速商量起如何与陈叔通取得联系。意识到直接写信寄往中国可能会被美国当局截获，他们谨慎地将信件寄给蒋英的妹妹蒋华，让她转交给陈叔通。 为了避免信件被监视，钱学森夫妇小心翼翼地在信封上模仿儿童的字迹，生怕留下任何线索暴露他们的身份。然而，如何将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顺利寄出，成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们决定通过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作为中转站。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信件的寄送似乎更能避免被发现，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这一策略的成功。 1955年6月，钱学森与蒋英精心打扮后，走向了那家咖啡馆。刚一出门，便被尾随的特务盯上。钱学森立刻意识到，若和妻子一起进入咖啡馆，特务很可能会跟进，从而使信件无法顺利投递。 于是，他临时改变计划，转身与特务对峙。眼见情况尴尬，特务只能停下脚步。此时，蒋英趁机进入咖啡馆，迅速将藏在自己信件中的求援信投进了邮筒，成功避开了特务的监视。 信件很快通过蒋英的妹妹转交给了国内的陈叔通。收到信件后，陈叔通立即将其转交给周恩来总理和竺可桢，求助于中科院协调钱学森回国事宜。竺可桢收到任务后，迅速通过中科院的渠道，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促使钱学森一家顺利归国。 与此同时，中美大使级谈判正在日内瓦举行。在会议上，中国代表王炳南借机向美国提出质疑，暗示美国未能履行释放中国留学生的承诺。 为了加大施压，王炳南还拿出了一份关于钱学森的求助信，并在谈判桌上公开朗读。信中，钱学森控诉美国对其的非法监禁和对其人格的侮辱，这一举动令美国代表哑口无言。 约翰逊大使面临着无可辩驳的证据，只能匆忙结束会议。事后，美国政府迅速调整态度。在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下，钱学森终于得以返回中国。 参考资料：张现民著. 《羁绊与归来 钱学森的回国历程 1950-1955》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