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金庸曾有一种与梁漱溟相似的论调，提笔写下了一篇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现在拼尽一切制造原子弹的行为是完全不合理的。陈毅元帅面对这种争论，坚定地说：“他们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对一个国家来说，“当了裤子”、光着屁股固然没有脸面，可没有原子弹就要受人家的威逼和恫吓。值得庆幸的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建国后很短的时间里，打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人才和物质储备。中国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窗口期，成功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保证了中国长期的和平发展。 陈毅是对各方面都有贡献的人，谈及陈毅接管上海的岁月，那对于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员相守荣将军而言，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陈毅虽身肩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仍不忘围棋这一文化瑰宝，巧妙地将围棋活动与外交策略相结合，积极推动中日围棋交流，成为两国民间友好的桥梁。 为了加深中日人民的友谊，陈毅与日本友人松村谦三达成共识，决定自1960年起，中日两国民间互派围棋代表团进行访问。同年6月，日本名誉九段濑越宪作率领的首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踏上了访华之旅；次年9月，日本棋院理事长有光次朗亦率团来访；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李梦华的带领下回访日本。这一系列互访活动，不仅翻开了中日围棋交流的新篇章，更在两国人民心中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回溯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以其卓越的政治宣传工作，为红军的团结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面对南昌起义部队与秋收起义部队之间的隔阂，他敏锐地察觉到并及时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实施部队改编，促进干部交流，尤其是加强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毅亲自指导士兵委员会的工作，通过生动的课程，宣讲红军的革命性质、任务，以及官兵一致的原则，特别强调两军团结的重大意义，并以身作则，成为团结的典范。 1949年2月的一个晴朗日子，陈毅元帅特意召见了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赋予他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这份文件不仅是纪律的纲领，更是对即将解放的大城市民众的庄严承诺。 陈毅坚定地说：“自古以来，军队入驻城池，往往难以避免扰民之事。而今，我们即将踏入南京、上海、杭州等繁华都市，那里的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蒙蔽，对我军尚存误解。因此，我们进城后的首要任务，便是以严明的纪律，给予他们一个深刻而美好的‘第一印象’。民众评判我们，首先看的是纪律，它是我们政策的前哨，纪律不严，后续影响将难以挽回。你务必全力以赴，精心起草这份文件，并提交总前委领导审议。” 陈毅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刘伯承两位将领的全力支持，并迅速上报党中央。不久，毛主席的回复如约而至，电文中仅八个字，却字字千钧：“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这简短的回复，是对陈毅等将领深思熟虑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纪律严明的军队寄予的厚望。 1963年9月，为表彰陈毅对中日围棋界友谊的杰出贡献，日本棋院与日本关西棋院分别授予他名誉七段的崇高荣誉，并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授勋仪式。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岩村三千夫感慨地说，这是日本围棋界首次向国外人士授予如此高的荣誉，足见陈毅在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互访与友谊的桥梁，不仅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更在国际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3年，面对国民经济困难与核工业发展的重重挑战，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力主继续推进原子弹研制工程。他的话语铿锵有力：“一天都不能等，一天也不能停，中国人即使倾其所有，也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在聂荣臻元帅的补充发言与刘少奇副主席的审慎决策下，会议决定由张爱萍将军负责实地调研，为原子弹工程的继续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 张爱萍虽自谦为“初中生”，但在陈毅的鼓励下，他毅然接下了这一重任。在核研究所迁往青海的动员大会上，他那句“要做官的留下，要做事的跟我走！”的话语，激励着无数科学家踏上了戈壁滩上的科研征途，其中不乏因此奉献一生的勇者。 在茫茫戈壁的艰苦环境中，张爱萍与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邓稼先因病手术时，年逾古稀的张爱萍不顾自身伤痛，在手术室外默默守候五个小时，这份情谊令人动容。 作为领军人物，张爱萍深知身先士卒的重要性，他不仅鼓励科学家们大胆创新，更勇于承担失败的责任。他常对科学家们说：“你们放心去干，只要尽心尽力，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我来担。”这种担当精神，极大地激发了科学家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张爱萍还创新性地建立了“两条指挥线”制度，即行政指挥线与技术指挥线并行，确保科研工作的高效有序进行。随后，他又推动了“科技委”制度的设立，让科学家们在技术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这些制度至今仍是我国国防科研工作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