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1年，79岁的张廷玉被抄家，竟然搜出了15000多两银子。乾隆冷笑，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清官。可当乾隆看完账本之后，他脸色铁青，不仅将15000多银子送了回去，还遵守承诺，让张廷玉配享太庙。 在清朝历史的长河中，张廷玉这个名字总是与＂清官＂形象紧密相连。他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前后达五十余年，却从未有过任何贪腐传闻。 清朝的官场上流传着关于张廷玉＂两袖清风＂的许多记载，其中包括他从不收受贿赂，从不徇私枉法。即便是在担任内阁首辅和军机大臣这样的要职时，他依然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作风。 张廷玉之所以能在复杂的清代官场中保持清廉的名声，与他恪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处世哲学密不可分。 在任何朝代，做一个清廉的官员都不容易，而在清朝这样一个满汉共治的时代，作为一个汉族大臣更是困难重重。张廷玉深谙其中之道，他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从不轻易表态，也很少留下书信往来。 然而，张廷玉的＂清官＂形象并非意味着他家境贫寒。事实上，根据史料记载，单是在雍正年间，他就曾七次获得皇帝的重赏，每次赏赐都在数万两白银以上。 这些赏赐并非特例，而是清代官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朝，官员除了固定的俸禄外，还有节庆赏赐、功劳赏赐等多种合法收入来源。 特别是在雍正时期，由于张廷玉在朝中担任要职，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自然体现在物质赏赐上。这些赏赐不仅是一种实质性的奖励，更是皇帝信任的象征。 1751年的八月，对于年近八旬的张廷玉来说是一个不平静的时节。这一年，乾隆皇帝派遣钦差大臣德保带领两百多名官兵，对张廷玉府邸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 表面上看，这次抄家的导火索是张廷玉在不恰当的时机提出告老还乡。当时乾隆刚刚失去长子永璜，正处在极度悲痛之中。 张廷玉作为永璜的老师之一，在这个时候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被乾隆认为是不近人情。这一请求立即引发了乾隆的震怒，也为后来的抄家埋下了伏笔。 但是，仅仅因为时机不当就抄家，显然不符合清朝的政治规矩。真正的深层原因，是张廷玉关于太庙配享权的一番举动。 在此之前，张廷玉曾向乾隆索要一份书面保证，确保自己退休后仍能保留雍正皇帝许诺的太庙配享资格。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满汉矛盾的体现。乾隆虽然表面上推崇满汉一体，但实际上他对汉族官员的势力一直保持警惕。 作为雍正朝最重要的汉族大臣，张廷玉在朝中积累的影响力一直是乾隆的心腹之患。乾隆对父亲雍正留下的这些汉族重臣，态度一直是既敬且防。 在乾隆看来，汉族官员不应该拥有太大的权力，更不应该要求与满族功臣平起平坐。张廷玉要求保留太庙配享权的举动，正好触及了这个敏感的神经。 这种满汉之间的张力，在乾隆朝表现得尤为明显。乾隆虽然继承了康熙、雍正两朝的满汉共治政策，但他更强调满族的统治地位。 对于雍正朝的遗老重臣，乾隆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尊重到后来的疏远，再到最后的打压，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 张廷玉的抄家事件，正是这种政策转变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抄家，乾隆既可以震慑其他汉族官员，又可以削弱雍正遗臣的影响力。 而这次抄家的规模之大，也反映出乾隆对张廷玉的重视程度。 当钦差大臣德保带领官兵搜查张廷玉府邸时，他们确实找到了大量的财物。但是这些财物都有着清晰的来源记录，每一笔都详细记载在账本之中。 这些账本记录显示，张廷玉家中的白银主要来自雍正皇帝的赏赐。根据《清世宗实录》的记载，仅在雍正在位期间，张廷玉就获得过七次重大赏赐，每次数额都在数万两以上。 张廷玉对这些赏赐的处理也十分谨慎，所有收入都有详细的记录。这种谨慎的态度，使得搜查人员无法找到任何财务上的疑点。 更让乾隆意外的是，搜查人员在张廷玉府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书信往来。作为一个在朝堂上有着广泛人脉的重臣，张廷玉却极少与人通信。 这种近乎苛刻的自我约束，反映出张廷玉对官场险恶的深刻认识。在当时文字狱盛行的环境下，一封措辞不当的信件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最终，乾隆不得不承认这次抄家行动的失败。没有发现任何贪腐证据，也找不到任何政治把柄，这让原本期待能够给张廷玉定罪的行动变得尴尬起来。 为了挽回体面，乾隆只能以德保误解圣意为由，将搜查到的财物全部归还。 张廷玉最终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清誉，还保住了雍正赐予的太庙配享资格。这份殊荣在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能够获此殊荣的汉族大臣屈指可数。 这次抄家事件之后，张廷玉过上了真正的退休生活。虽然偶尔还会给乾隆写折子问安，但已经完全远离了政治中心。 五年后，张廷玉在八十四岁高龄时去世。乾隆虽然对他始终存有芥蒂，但最终还是履行了承诺，让他享有太庙配享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