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厚着脸皮对她说：“你已经守寡2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后你也一定不要改嫁，我有要事相求！”孙媳妇重重地点点头。 咸丰十年，朝廷内外局势动荡，大臣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左宗棠在一次上奏折中因言辞过于激烈，被政敌以＂大不敬＂的罪名弹劾，一时间面临牢狱之灾。时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的潘祖荫深知左宗棠为人正直，不忍其蒙受不白之冤。 潘祖荫三次冒着被牵连抄家的风险，向咸丰皇帝上书为左宗棠辩护。他详细陈述了左宗棠的为官清廉、治军有方等诸多功绩，最终打动了咸丰皇帝，使左宗棠免于一死。 这份救命之恩让左宗棠始终铭记于心。东山再起后，他特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西周青铜重器大盂鼎赠予了潘祖荫。大盂鼎通高一米有余，重达百余斤，其上铭文精美，内容记载了周王赐爵之事，是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 几年后，左宗棠又以三百两黄金的价格，助潘祖荫收得另一件西周重器大克鼎。大克鼎与大盂鼎堪称孪生，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腹内壁铭文多达290字，字体工整优美，是研究西周礼制文化的珍贵史料。 从此，这两尊距今约三千年历史的青铜重器在潘家安家落户。潘祖荫为此特意刻制了一方＂天下三宝有其二＂的印章，以示珍视。潘家的青铜器收藏从此声名远播，成为仅次于故宫的私人收藏。 1890年，潘祖荫去世时，其弟潘祖年将这批珍贵的收藏从北京运回苏州老家。当时光是青铜器和书画典籍就装满了四艘大船，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两尊传世宝鼎。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亲口评价：＂潘家的青铜器收藏，无论从数量还是品质来看，都仅次于故宫博物院。＂ 这样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左宗棠与潘祖荫之间的深厚情谊，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两尊宝鼎在潘家的收藏，为后世留下了研究西周历史与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1923年，丁达于嫁入苏州潘家，这位18岁的姑娘来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后来在苏州经商，是当地著名的实业家。 婚后三个月，潘承镜不幸病逝，年仅20岁的丁达于就此守寡。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的寡妇本可以选择改嫁重组家庭，但潘祖年的一番临终托付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25年，潘祖年病重垂危，他将丁达于单独叫到床前。他恳请这位年轻的孙媳妇继续守护潘家的两件国宝，并建议她改姓为潘，以示对潘家的归属。 丁达于接受了这个重任，从此改名为潘达于。面对守护国宝的重担，这位年轻女子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与坚韧。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觊觎两件国宝的人络绎不绝。有人开出天价想要收购，也有人打着各种名义想要借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美国商人更是开出了＂六百两黄金加一套五层洋楼＂的惊人条件。 潘达于始终坚守诺言，拒绝了所有诱人的条件。在她看来，这两件国宝不仅是潘家的传世之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苏州面临日军入侵的威胁。为了保护这两件国宝，潘达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秘密召集可靠的工匠，打造了一个坚固的木箱。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潘达于带人将两件国宝小心翼翼地放入木箱，深埋在后院的地下。她还巧妙地在上面摆放了普通的家具，让人完全看不出下面藏有稀世珍宝。 这个决定挽救了两件国宝。日军多次搜查潘家，却始终没有发现这两件稀世珍宝的下落。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潘达于带着家人躲在光福一带避难，但她的心始终牵挂着埋在地下的国宝。 直到1941年，因为木箱腐朽导致地面塌陷，潘达于才将两件国宝重新挖出。此后，她又想出了新的保护方法，将它们藏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偏僻房间里，以普通物件的形式躲过了战火的劫难。 1951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潘达于主动致信上海博物馆，表达了捐献两件国宝的意愿。这个决定标志着这两件稀世珍宝将从私人收藏转变为全民共享的文化遗产。 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前往苏州。当他们亲眼见到这两件保存完好的西周重器时，无不为之震撼。 文化部对这一义举给予了高度评价，部长沈雁冰亲自签发了褒奖状。褒奖状中特别表彰了潘达于在战火纷飞年代保护文物的贡献，以及她无私捐献的爱国精神。 这份褒奖状在潘家一挂就是五十年，见证了一个家族对国家文物的守护与奉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潘达于再次展现了她的无私精神，将潘家收藏的四百多件古董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此时的潘家已经家道中落，潘达于每月仅靠五十元补助度日。她的女儿在学校任教，月薪也只有七十元。 九十年代，上海博物馆为感谢潘达于的贡献，准备赠送十万元奖金。这笔在当时堪称巨款的奖金，却被潘达于婉言谢绝。 如今，大克鼎作为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的镇馆之宝，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参观。这件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的青铜重器，向人们展示着三千年前中国青铜铸造的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