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万里对陈永贵严肃地说：“你才入党几天？谁要是反对包产到户，谁就是和全中国的农民作对，就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对！”1979年，如火如荼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给全国各地农村带去了勃勃生机。分到土地的农民，一改往日的懒散，为了早日致富，纷纷起早贪黑，奋战在农业战线上。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在任何一个实行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都可以看到。安徽凤阳小岗实行包产到户后，小岗农民的积极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那些偷懒、晒太阳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起早贪黑地劳动。 经过一番风雨的洗礼，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形势愈发喜人。午季的收成如同丰收的序曲，沉甸甸的果实见证了农人的辛勤与汗水；而秋禾则如同蓄势待发的勇士，长势旺盛，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289000多个生产队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其中仅有0.5%的队伍尚未建立起责任制，宛如夜空中偶尔掠过的流星，稍显孤单。 38.4%的队伍选择了不联产责任制，稳扎稳打；而高达61.1%的队伍则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联产责任制的征途，其中包产到组的占22.9%，大包干到组的占16.9%，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更是达到了10%，其余11.3%的队伍则采取了其他联产形式，各显神通。这一系列数据，无不昭示着一个铁定的事实：农业生产离不开责任制的根基，联产责任制比不联产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则如同一股清流，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着农村改革的新风尚，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所接受。 万里同志在视察农村后，他的心始终与农村紧密相连，他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农村的改革与发展之中，致力于多种形式责任制的推广、完善与提升。他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在10月11日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他的话语铿锵有力：“各级党委在面对新问题时，若心中无底，不妨将其提至常委会共商对策。省委若尚未作出决定，只要符合客观实际，便应大胆尝试，将来省委自会追认，无需等待。某些办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有误，就应立即改正。譬如《省委六条》，虽大部分内容正确，但其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一二三’的规定，却与实际情况相悖，难以实施；‘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的做法，也可能存在谬误，因为包工若与产量脱节，最终结果往往是干好干坏一个样，无法激发农人的积极性。滁县地区关于联产计酬的三个材料，我已分发给大家，望各位能以此为鉴，大胆试行，勇于探索。” 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中，安徽无疑走在了前列。1977年11月，在万里同志的主持下，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一规定尊重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等，这些举措无疑触及了一些敏感的“原则问题”，甚至被视为闯了“红灯”。然而，正是这些敢于突破禁区的措施，深深扎根于农村的实际之中，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1978年初，四川也紧随其后，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十二条”。同年4月，广东省委又制定了《关于减轻生产队负担的规定》。这些地方政策的出台，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利剑，冲破了党在农业战线上“左”的藩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农村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南方的河南省漂河市临颖县，有一个名叫南街村的村庄，它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其卓越的经济发展成就脱颖而出，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亿元村”。南街村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高举集体主义的大旗，致力于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小社会”。而其“共产主义的要素”核心则体现在那独特的平均主义经济体制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南街村便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教育农民坚持走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奋力实现农村现代化。三十年来，南街村人民一代又一代地不懈努力，使得南街村声名远播，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更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被誉为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第一雷锋村。 南街村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其在农业集体化的坚实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业集体化的华丽转身。在世纪80年代初，当人民公社逐渐解体之时，南街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率先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到了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高瞻远瞩，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由集体承包经营，随后逐步回收耕地，进行集体经营。至1990年，全村2300亩耕地全部回归村集体，村内的个体工商业者也纷纷将自己的产业献给集体，从而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