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亲自设计了选藏地活佛的制度，杜绝了任何人擅自转世的可能。 直到今天，这还在执行。 但他本人对活佛转世的态度是：糊弄人的玩意儿。 1792年深秋，乾隆皇帝坐在紫禁城的养心殿里，手中拿着一份从西藏送来的奏折。 奏折上是关于某位大活佛转世灵童选定的争议，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各自都声称找到了真正的转世灵童。 乾隆看着那长长的折子，冷笑了一声，对身边的大臣说：“一件关乎教规的事，竟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不得不管。” 这不是乾隆第一次为活佛转世的事情头痛，在他登基后的几十年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程序混乱，各地争斗不断。 有的地方势力利用转世灵童争夺控制权，有的更是通过贿赂甚至暴力手段操控选拔。 这种混乱不仅让藏传佛教内部矛盾重重，也威胁到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乾隆深知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制度，彻底遏制这些乱象。 几天后，乾隆召集大臣们商议，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制度，金瓶掣签。 他命令宫廷工匠打造一只镀金的大瓶子，专门用于选定活佛转世灵童，按照这个制度，当某位活佛圆寂后，需要从候选的灵童中选出转世者。 所有候选者的名字都将写在签牌上，放入金瓶中，由高僧在众人面前诵经祈祷后，从瓶中随机抽取。 乾隆说，这样可以杜绝私自操控的可能，选谁，全凭“天意”。 这项制度的确立，不是乾隆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多年治理经验得出的结果，早在1751年，他通过改革设立“驻藏大臣”，强化了清廷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到1792年，他通过金瓶掣签制度，进一步将活佛转世程序纳入中央的掌控之中，这一制度自确立起便开始严格执行，并延续至今。 然而乾隆对活佛转世的真实态度却颇为微妙，他对藏传佛教的运作和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但也从未掩饰过自己的质疑。 他在御制《喇嘛说》中明确写道，所谓“转世灵童”的选拔，实际上掺杂了很多人为因素，他甚至在私下里对身边亲信表示，这一切更像是一种“糊弄人的把戏”，不过是一种维系藏区秩序的工具。 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定通过制度来规范这项活动，他明白，信仰在藏区民众心中的分量，绝不是单凭朝廷命令就能改变的。 因此他一方面在制度上杜绝了地方势力的干预，另一方面也借此加强了清廷对藏区宗教事务的掌控，这种矛盾的态度，贯穿了他对藏传佛教治理的整个过程。 第一次执行金瓶掣签是在1793年，这一年，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后，选定转世灵童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按照乾隆的命令，驻藏大臣与西藏的宗教领袖共同主持了这场抽签仪式，那一天，金瓶被供奉在大昭寺中，周围汇聚了数百名高僧和官员。 在诵经祈祷的声音中，主持仪式的高僧从金瓶中抽出一块签牌，最终选定了新班禅，这次抽签的结果被广泛接受，不仅平息了争议，也奠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的权威性。 乾隆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他政治上的高超手段，他并非真正相信金瓶掣签的“神圣性”，但他知道，这种公开且看似“公正”的仪式，会让各方难以质疑其结果。 同时，这种制度化的程序，也成为清廷强化对西藏地区控制的重要工具。 多年以后，有人回忆起那只金瓶时，依然记得它是如何改变了西藏的宗教格局，它不仅是一件制度工具，更是一种权威的象征。 通过它，乾隆皇帝成功遏制了藏区宗教事务中的混乱局面，让转世灵童的选拔从一个争权夺利的战场，变成了一场仪式化的公开决策。 尽管乾隆在公开场合一再强调金瓶掣签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对活佛转世的态度从未改变过。 在他的眼中，这一切不过是一种维护秩序的政治手段，而非真正的宗教信仰。 他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一种他认为“虚无”的东西变成了维系清朝统治的一部分。 直到今天，金瓶掣签制度仍然被执行着，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这一切，都源于乾隆那个深秋夜晚的决策，他用他的怀疑态度和理性思维，为后世留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