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橘子洲头游泳后，就随便往地上一坐休息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老人家身后的那个年轻人，他脚上那双凉鞋真是挺酷，有点超越感。主席游泳必选在滔滔江河之中，而不是四四方方的游泳池。但是这种机会难得，所以一见了长江，他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游性了。 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江，世界第三大河，自古以来就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1953年，毛主席首次表达了游泳长江的愿望，这一想法在随后几年逐渐成型。 1955年，毛主席向湖北和武汉的地方领导提出了正式的游泳计划。当地领导深知这一活动的重要性，便立即开始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他们首先从两个主要方面入手：一是详细摸查长江的水文情况；二是训练专门的护游队伍，确保安全。 当时，不少高级领导对毛主席的这一决定表示担忧。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部长，尤为担忧，他甚至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列出了毛主席不应游长江的种种理由。然而，这份报告并没有改变毛主席的决意。 随后的1956年夏天，毛主席在珠江口白鹅潭游泳后，更是坚定了他游泳长江的决心。他提出要到武汉去，尽管遭到了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对，但毛主席坚持自己的决定，不为所动。 为了进一步考察，毛主席安排中央警卫团的韩庆余前往武汉实地了解情况。韩庆余在武汉与当地公安部门合作，对长江的水温和水流进行了测试。由于正值雨季，长江水温较低，不适宜游泳。韩庆余的汇报并未让毛主席打消念头，他质疑没有实际下水的测试如何能准确判断。 之后，毛主席指派副卫士长孙勇和曾文亲自下江进行勘查。他们在几个被认为危险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向毛主席回报了具体情况。最终，孙勇在汪东兴和罗瑞卿无明确反对的情况下，确认了长江的游泳可行性。 5月26日，护游队在长江进行了首次试渡，孙勇也参与其中。队伍从汉阳荒五里处下水，向对岸的武昌方向游去，并进行了多次演练。 几天后，毛主席乘专机抵达武汉，他一到达就表达了要游览长江的愿望。当天下午，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毛主席首先巡视了正在建设中的长江大桥。此后，他们来到汉阳门码头，这里已聚集了护游队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准备开始这次泳渡。 毛主席在码头脱下外衣，穿着浴衣稳健地走下舷梯，背对着江水轻轻浸入，随后猛然跃入水中。在长江中，他展示了流畅的泳姿，或侧泳或踩水，偶尔仰卧浮于水面。他在水中显得游刃有余，与跟随的护游队员保持适当的距离。 在游泳过程中，毛主席突然要求周围的船只远离，以便他能更自由地游泳。只有装有救生设备的小木船和医疗船被允许在不远处跟随，确保安全同时又不打扰他。 当毛主席游至汉口武汉关附近，他询问距离汉口还有多远，正值此时一浪拍来，他从容应对，并调侃地评价长江水的味道。 尽管水温仅20多度，毛主席在水中坚持了超过两小时，游了近13公里。最终，他在汉口湛家矶江面结束了游泳，上船后仍精神饱满，甚至开玩笑说如果有馒头他还能继续游两小时。 到了1974年10月，毛主席结束在武汉的考察后，前往湖南省。在这次行程中，毛主席的到来让湖南省第二书记张平化忙碌起来。张平化刚从基层考察归来，毛主席的专列已抵达长沙，张平化和张耀祠迎接了这位老领导。 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明显不如以往。在长沙期间，毛主席提出要游泳，此举让张平化及其他同志感到意外，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虽然曾是游泳爱好者，但年事已高。 张平化经讨论后，决定请汪东兴与毛主席沟通此事。但汪东兴的建议并未被接受，毛主席坚持要游泳，于是他们只好同意。 为确保安全，张平化联系了体委主任张德隆，询问是否有适合的游泳设施。张德隆提供了一个新建的未正式启用的游泳馆。此后，毛主席在张平化的安排下，在这个游泳馆游泳，此举在外界引起了一些猜测和关注，但相关细节被保密处理。 在游泳时，毛主席询问了唐慕兰的情况，随后张平化派人接唐慕兰到游泳馆。多年未见的重逢，毛主席与唐慕兰见面时，气氛亲切但也透露出岁月的痕迹。尽管毛主席的身体已显老态，他在水中的表现仍显活力，显示出与水的特殊情缘。 此次长沙之行后，毛主席的健康进一步下滑。据陈长江回忆，同年11月底，毛主席在北京的医生们对他的状况颇为担忧，他的多项疾病如肺气肿、心脏病和白内障加重，但毛主席仍旧要求游泳，体委游泳馆迅速做好了准备。 毛主席在11月29日至12月5日期间，尽管健康不佳，但在水中表现出了不凡的活力。他的游泳技巧和水中的活动与他日益虚弱的身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成为毛主席最后一次游泳。 参考资料：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中流击水 毛泽东畅游长江纪实》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