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白求恩，着重宜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对他本人的医学成就介绍的反而不多。 1935年11月的一天，一位年轻医生在多伦多的一间咖啡馆里翻阅着报纸，报纸上满是欧洲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势力不断蔓延。 这位医生名叫诺尔曼·白求恩，他的眼神在读到法西斯对民主的威胁时逐渐坚定，就在这个月，他在内心深处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加入共产党。 一年后，欧洲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在一次党内会议中，白求恩了解到国际志愿队正在招募医生和护士前往西班牙，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白求恩的西班牙之行是充满挑战的，他随国际纵队抵达了马德里附近的前线，那里的景象让他震惊——城市部分被毁，民众流离失所，受伤的士兵和平民无处不在。 在一间简陋的野战医院中，白求恩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作为战地医生的残酷现实。 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白求恩的医疗技术得到了锻炼，更重要的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他目睹了战争对人类的摧残，也看到了国际志愿者之间的团结与牺牲精神。 西班牙内战的结束并没有使白求恩的使命感减弱，相反，它使他更加坚定了在全球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自己作用的决心。 当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白求恩毫不犹豫地响应了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远赴东方，投身另一个为自由而战的舞台。 1938年春天，随着樱花的绽放，白求恩和他的团队踏上了前往远东的旅程。 他们的目的地是中国延安，一个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那里正是抗日战争的一线。 到达延安后，白求恩的第一印象是那里的朴素和落后。 小镇上的土坯房间内，地面是厚厚的黄土，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味道，但这些都无损于当地人民的热情和坚韧。 白求恩被迅速任命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需要在资源极为匮乏的条件下提升整个军区的医疗水平。 他开始对现有的医疗系统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改革，白求恩发现，由于设备简陋和知识缺乏，许多伤员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他首先着手改进战地救治方法，引入了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经验，如快速创伤处理和有效的血液管理。 他还亲自设计了一种简易的输血设备，大大提高了急救效率。 在白求恩的领导下，延安的后方医院逐渐变成了模范医院。 为了提升医护人员的专业技能，亨利组织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现代手术技术、伤口处理以及疾病预防。 他还制作了详尽的医疗图解手册，这些手册用简明的图表和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各种急救技术和常见疾病的处理方法，这些手册后来在整个军区广泛流传。 白求恩还非常注重医疗器械的自给自足，他指导团队成员利用当地材料，如竹子和木头，制作了一批基本的医疗器械，包括担架和手术台。 这些设备虽然简陋，但在资源有限的战争环境中，却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和成功率。 1939年2月，北方的寒风带来刺骨的冷意，战场上的硝烟更增添了这冷气的刺鼻。 在冀中前线，白求恩和他的“东征医疗队”面临着一场与时间的激烈竞赛。 四周炮声不断，爆炸的轰鸣和震动让附近的山谷都在回响，地面上的落石和尘埃不断飞扬。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白求恩带领团队在一顶搭建仓促的帐篷医院中展开救援。 帐篷里，几盏简陋的手电筒和油灯散发出摇曳的光线，映照出一个忙碌而紧张的救治场景。 地面上铺设的厚毛毯为伤兵提供了必要的温暖。 医疗队员们身穿沾满泥土和血迹的白大褂，脸上虽然疲惫却透出坚定的表情。 白求恩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手术台上不断有新的伤员被送上来。 每一次手术都是与死神的拔河，白求恩和他的团队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和坚定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将士兵从死亡的边缘拉回。 在这一系列长时间的救治活动中，一位年轻的士兵因失血过多情况危急。 由于他的血型相当罕见，战地医院难以找到匹配的血源。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白求恩毫不犹豫地挽起自己的袖子，亲自为这名士兵输血。 他自己提供了300毫升的血液，这一勇敢举动不仅挽救了士兵的生命，也深深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 受到白求恩的影响，医疗队很快成立了一支志愿输血队，众多医护人员和一些健康士兵纷纷自愿加入。 1939年深秋，树叶染黄的时节，白求恩与其医疗队正忙碌于涞源县摩天岭的战地医院中。 白求恩医生在处理一位士兵的急救手术时，不慎让手术刀割伤了自己的左手中指。 不幸的是，几日后在为一名感染外科疾病的士兵进行手术时，他的伤口受到了感染。 尽管疼痛和发烧开始困扰这位坚强的医生，他却对此并不以为然，坚决拒绝团队成员建议的休息和治疗，他却坚定地要求继续参与战地救护。 白求恩随后与医疗队一同冒着炮火，前往更靠近前线的医疗点。 虽然他的病情逐渐恶化，感染也发展成为了败血症，但他仍坚持在手术台上工作，直至体力不支。 最终，白求恩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的黄石口村去世，享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