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上海中共的领导人秘密开会，白鑫为了邀功请赏，他提出能帮助国民党抓到伍豪(周恩来化名)、彭湃等共产党要人，奇怪，为什么特务会准确的认出中共地下党的名字？

1929年的上海，弥漫着硝烟和恐惧，繁华背后，暗藏着不易察觉的波澜，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它的中心，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人。

湖南常德的白鑫，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他原本是个怀揣梦想的年轻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一路奋斗，最终成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秘书。

大革命的失败，白色恐怖的蔓延，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恐惧，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最终将他推向了深渊，他选择背叛。

白鑫通过在南京的一个服装厂工作的亲戚，认识了一位名叫范争波的国民党上海情报部门的头目。

他主动献上情报，表示可以帮助国民党抓捕中共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周恩来（化名伍豪）和彭湃。

1929年8月24日，一个看似普通的下午，却成为许多人最后的时刻，白鑫以开会的名义，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骗入陷阱。

周恩来因事缺席，躲过一劫，会议中途，大批国民党特务冲入会场，根据白鑫提供的名单，将与会人员悉数逮捕。

消息传出，中共中央震动，那些被抓的同志，都是我们党内很关键的人，他们的离去对革命运动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

周恩来得知真相后，悲愤交加，立即下达了锄奸令：不惜一切代价，铲除叛徒白鑫！

营救行动迅速展开，陈赓是中共特科的领导，他通过在国民党里工作的杨登瀛，搞清楚了彭湃他们被关押的地方和被执行死刑的日子。

但是，敌方的防守太严密了，再加上运武器的大巴车被卡住了，所以营救行动没成功。

8月28日清晨，彭湃等同志英勇就义，营救失败，更坚定了周恩来铲除白鑫的决心，白鑫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早已躲藏起来，由范争波亲自保护。

地下党费了好大力气，可就是没摸到他的行踪，追捕陷入僵局，地下党决定改变策略，启动“B计划”：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1929年9月下旬，惊弓之鸟般的白鑫因头痛难忍，来到上海达生医院就诊，他怎么也没想到，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柯达文，竟然是位中共地下党员。

柯达文迅速将这一消息告知陈赓，白鑫生性多疑，在柯达文短暂离开取药的间隙，便逃之夭夭。

陈赓让柯达文继续和白鑫保持联系，慢慢来，等待更大的收获。

不久后，白鑫又给柯达文打了个电话，约好在法租界那家饭馆碰头，柯达文这次面对白鑫的考察，不仅从容不迫，还巧妙地获取了更多关键信息。

白鑫对柯达文的怀疑逐渐消除，甚至主动提出资助柯达文扩大医院规模，并给了他500元。

柯达文将这笔钱如数上交党组织，经过几番了解，柯达文大致锁定了白鑫藏身的地方，就是霞飞路全坊4弄43号。

深入险境，杨登瀛与叛徒结为朋友，柯达文的情报为锄奸行动提供了关键线索，要进一步掌握白鑫的行踪，还需要更深入的渗透。

陈赓想到了杨登瀛。

杨登瀛，这位在中共历史中首个非党员的情报人员，利用他独特的身份和广泛的人脉，在国民党内游刃有余。

陈赓将锄奸任务交给了杨登瀛，杨登瀛很快与白鑫建立了“友谊”，他就像个关心朋友的人，劝白鑫待在范公馆里，别随便出门，免得遇到危险。

同时，他紧盯着白鑫的动向，白鑫很快获得了去意大利躲避麻烦的许可，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杨登瀛。

白鑫的逃亡计划，为锄奸行动提供了最后的机会，周恩来对陈赓说，白鑫走之前，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掉他。

杨登瀛得知白鑫的具体逃亡安排后，敏锐地察觉到计划的漏洞。

他“好心”地提醒范争波，将汽车停在公馆门口容易暴露目标，建议将车停在50米外的弄堂口。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一切准备就绪，锄奸小队在狭窄的巷子里悄悄埋伏，耐心等待着目标现身，快到十一点的时候，白鑫带着他们七个朋友悄悄地从后门溜出去了。

正走着，突然传来一阵枪响，白鑫、范争波的弟弟和两名特务当场毙命，范争波和白鑫的妻子身负重伤。

这起在法租界核心区发生的刺杀案，立刻在上海传得沸沸扬扬。

国民党秘密部门调查了这件事，但一直没找到答案，这个案子最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白鑫的投敌行为，让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中共地下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依靠坚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和灵活的策略，最终成功铲除了叛徒，维护了党的利益。

这次锄奸行动，展现了中共地下党在情报工作、组织动员和战略决策方面的卓越能力。

柯达文的“长线钓鱼”、杨登瀛的“义结”叛徒，以及锄奸小队的果断出击，环环相扣，最终实现了目标。

在那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年代，中共地下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忠诚与勇气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