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宋希濂、范汉杰、黄维在参加完军事检讨会后，在南京逗留。蒋介石得知后，将三人召来训斥说：“你们为什么还不走？简直是胡闹。” 1948年的秋天，南京城笼罩在一片萧瑟之中。解放军的攻势如同秋风扫落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厦将倾的预感弥漫在空气中。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一场名为“军事检讨会”的戏码在南京上演。这场会议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是一场“剧本杀”，每个参会者都心知肚明，结局早已注定，只是在等待最后的落幕。 当时会议一开始，何应钦就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一份详细的损失报告。三年内，国军损失兵力三百多万，武器装备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像一盆冰水浇在了与会将领头上。尽管他们早已对战场上的惨败有所耳闻，但如此巨大的损失被赤裸裸地摆在眼前，还是让他们感到震惊和恐慌。有人甚至直接质疑：“这仗还怎么打？” 何应钦此举，无疑是给蒋介石来了个下马威。这位人称“何婆婆”的老好人，一反常态的强硬，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的目标是蒋介石，是想用这份触目惊心的损失报告给蒋介石制造难堪。 而陈诚，这个蒋介石的亲信，成了何应钦的“箭靶”。报告中大部分损失都发生在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期间，这无疑让陈诚成了众矢之的。 会场顿时炸开了锅。杂牌军将领们抓住机会，对陈诚口诛笔伐，甚至有人喊出“杀陈诚以谢国人”的口号。这看似是对陈诚的声讨，实则是对蒋介石用人失察的暗讽。 顾祝同见状，连忙出来维持秩序。然而，陈诚的亲信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立刻将矛头指向何应钦和顾祝同，指责他们在豫东战役中的指挥失误导致了惨败。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何应钦和顾祝同措手不及，尴尬不已。 蒋介石眼看会议局面失控，第二天亲自上场“灭火”。他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讲话，试图重振士气。然而，这些老调重弹的内容，对早已心灰意冷的将领们来说，不过是隔靴搔痒。 后来会议的焦点逐渐从“打输了怎么办”转移到“为什么要打”以及“怎么打”。宋希濂的发言，更是直击灵魂深处。他提到，在从新疆返回南京的路上，很多中下级军官都问他：“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这个问题，他当时无法回答，现在，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在场的各位大佬。 这个问题，戳中了在场很多将领的痛点。他们也想知道，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蒋介石的个人野心？这个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除了战争的意义，宋希濂还提到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官兵生活困苦。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士气低落，军官们也难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引发了在场将领的热议。有人提议用大洋发军饷，希望能以此提高士气。 白崇禧，这位人称“小诸葛”的桂系大佬，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一口气提出了六点建议，涵盖了战略战术、指挥体制、官兵待遇等多个方面。 当时他建议废除绥靖区，实施总体战；重视战略面的拉锯，放弃对战略点和战略线的争夺；扩建空军基地，组建机械化师和骑兵师，提高机动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官兵，特别是军官的生活水平。 白崇禧的建议，可谓是切中要害。然而，蒋介石最忌讳的就是放权。他表面上采纳了部分建议，但实际上仍然牢牢掌控着军权，不愿将指挥权下放给地方。 白崇禧看透了蒋介石的敷衍，对国民党的未来彻底失望。会议还未结束，他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南京。 尽管白崇禧拂袖而去，会议还得继续。何应钦和顾祝同在请示了蒋介石后，公布了新的军事方案。这个方案，部分参考了白崇禧的建议，但核心仍然是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对军队的控制。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宋希濂为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黄维为第十二兵团司令。这三个新组建的兵团，被视为国民党的救命稻草。然而，这三位新任司令，却各有各的心思。 杜聿明虽然接受了任命，但他更希望邱清泉来担任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在豫东战役中的表现虽然受到批评，但他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 然而，蒋介石却因为邱清泉在会议上的牢骚，对他心生不满，坚持让杜聿明兼任兵团司令。 黄维对带兵打仗兴趣不大，他更喜欢在武汉筹建新制军校，潜心军事教育。而宋希濂则对华中的情况不熟悉，对新职务也缺乏热情。 这三位将领，都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他们就像是被推上舞台的演员，明知剧本的结局是悲剧，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演下去。 会议接近尾声，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做了一份作战检讨报告。这份报告，将国民党军队的弱点和弊端暴露无遗。蒋介石虽然感到尴尬，却也无力反驳。 93军军长盛家兴更是语出惊人，他建议国军学习解放军的作战方式，争取民众的支持。这番言论，彻底激怒了蒋介石。他怒斥盛家兴“精神上早已成了俘虏”。 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召见了杜聿明、宋希濂和黄维，再次叮嘱他们务必掌握好部队。然而，这三人却迟迟没有前往各自的岗位。几天后，蒋介石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派飞机将他们送往前线。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