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孙文晔

明清档案一直深藏大内，数百年间“九卿翰林部员终身不得窥见一字”。清末民初，它们同国运一起跌宕起伏、险象环生：末代摄政王因碍眼决定烧掉；北洋政府将8000麻袋当废纸卖掉；日本“满铁”公司和燕京哈佛学社争相收藏……围绕这批档案，半个多世纪出场人物可谓各色纷呈。

最终，这些档案在一众文人志士的保护下，成了历史研究的“金矿”，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居延汉简一起，并称为近代文献史上的四大发现。

如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保存明清档案最多、最完整的单位，计有1000万件（册）。不过，建馆史还得从“八千麻袋事件”说起。

内阁大库内景

内阁大库外景

从大内密档到八千麻袋

档案的价值何在？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看《康熙传位遗诏》就知道了。

九子夺嫡，雍正继位，曾引发清史学界的长期论战，胡适将此案评为“清朝第一大案”。民间传说雍正改了康熙留下的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挤走了十四弟，成功当上了皇帝。

而在展出的遗诏中，关于传位是这样写的：“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诏书压根没有“传位十四子”或“传位于四子”这样的字眼。而且，这份传位诏书由满文、蒙文和汉文分别书写一遍，根本没有矫饰的可能。

原始文件足以证明，“雍正加笔篡改遗诏”不过是众口铄金。

再深究下去，问题又来了。康熙遗诏中，有去世前口述的部分，概括了自己的文治武功，但没提到继承者，全文昭告天下时，雍正已经即位了。因此，仅凭遗诏来证明康熙亲自选定雍亲王为继承人，又不够充分。

想解开谜题必须有新的线索，今年5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熙远研究员发布了最新成果：他在整理史语所典藏的内阁大库档案时，意外发现一份外表朴素、只有9页，且多处涂改的档案，封面写有5个大字《要紧补遗档》。

究竟是什么事那么“要紧”，非得特别写成一份档案？经多方比对后发现，这是乾隆在修订《世宗宪皇帝（雍正）实录》时，因为对父亲继位过程——特别是40天交接期——的描述不满，因此补充了许多细节。

这40天关系到雍正的继位争议，身为儿子的乾隆在主编实录时特别慎重，因而列为“要紧”事务，需特别开一份清单补充修订。

陈熙远认为，最大的改变是：“乾隆修改了《实录》初稿，不再以康熙遗诏来强调雍正继位的合法性，仅提到由时任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宣谕，告知诸皇子继位者为皇四子胤禛。”

档案中的蛛丝马迹显示，康熙在驾崩前的身体状况应该相当不好，健康的衰退可能影响了他处理国事，包括遗诏事宜的能力。

另一个证据来自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的记载，雍正曾向总理事务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等官员透露：康熙是在“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也就是说，康熙的继承人，是在离世之际才匆忙决定。

乾隆对康熙遗诏“冷处理”，不过分强调或着重于遗诏，是因为他知道，康熙帝在世时并未亲自确认最终遗诏。

在《要紧补遗档》中，还补充了雍正处理康熙后事的细节，特别是和母后之间的互动，极力凸显雍正的至孝之情，最后都收入定稿的《世宗宪皇帝实录》。

此外，《要紧补遗档》还通过重要活动暗示雍正是最可能的继任者。例如康熙病重时恰逢清朝三大节之一的冬至，特任命时为雍亲王胤禛代理，前往南郊主持祭天之礼，由此推测雍亲王应该是最获认可、最能接棒成为天子的不二人选。

虽然新史料在解码雍正继位中仍有局限，但提供一个耐人寻味的视角——儿子回望父亲如何继承皇位的视角。乾隆的批示也从侧面说明，他把皇家档案看得至高无上、不许别人窥探、改动。

乾隆朝，有个叫黄检的官员，在任山西按察使时，为了标榜爷爷黄廷桂的功德，竟然把录有雍正和乾隆朱批的奏折底稿私自刊刻，印刷了二十部，当作礼物送给了巡抚巴延三等官员。

这下可触犯了“天条”。乾隆连下数道长谕，严斥黄检之“乖谬”行径，骂黄检为博取虚名，私改先帝朱批，罪大恶极，令革去其巡抚之职，严加议处。

其实，不是黄检篡改了朱批内容，而是雍正在钦定颁行《大义觉迷录》时，对朱批进行了修改。雍正认为朱批“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之所以刊刻发行，那是要“教人为善，戒人为非”。

但在乾隆看来，《大义觉迷录》公布大内密档，反而让谣言深入人心。接班后，他不仅回收销毁了《大义觉迷录》，对朱批等档案也管控得更严。

不仅乾隆，他的先祖，更是下令焚毁了大量明代档案和许多入关以前形成的对清朝不利的老档。后来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又不断篡改实录，以至于堆满了朱批红本和实录的内阁大库成了禁区，“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

这禁区就窝在紫禁城东南角，文华殿之南，西连内阁大堂，是两座不起眼的砖楼，由明代的文渊阁和藏书楼改建而成。内阁大库隶属内阁，由典籍厅掌管红本及书籍表章，满本房掌管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及其他档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凡被雨淋的档案，仅保留了光绪元年以后的“备将来查考”，其余悉数焚化，“以免堆积”。目前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档案残缺严重，就是因为光绪年间烧掉了不少。

大库还没来得及修，八国联军就攻入北京，这事一耽搁就是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才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要修缮库房，自然得先迁移档案。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来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库内。

恰好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要查清初摄政典礼的旧例，好风光一下。可霉味弥漫的大库，汗牛充栋的档案，一时间哪能寻见？醇亲王很不悦，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吧。”

醇亲王一声令下，手下人哪敢怠慢。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露天堆在内阁大库外的庭院中，等待焚毁。它们中，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6062捆。

内阁大库常年闭锁，外人极难一见，此番清理很快引起文臣们的兴趣，有人在其中翻找出名人的科举试卷，还有人翻出了档案中夹杂的宋元残本。

一次饭局，主管学部的张之洞问学部参事、甲骨文专家罗振玉，大库里为何会有古籍？罗振玉随即进呈《文渊阁书目》，陈情说：“内阁大库即明代的文渊阁旧址，藏书很多，虽然残破，仍应保存。”张之洞正想筹办“京师图书馆”，听说内阁大库中古籍竟占三成，立即奏请将库中书籍划给学部。

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收书时，只见大庭中堆满了红题本，“高若丘阜”，而且多依年月顺序，捆扎整齐。他随手取两本来看，一本是乾隆时漕运总督上奏的本子，一本是阿桂征金川时的奏章，如此珍贵的文献，竟然都是待焚之物，不由让他又惊又痛。

罗振玉再向张之洞求助，经张之洞上下奔走，终使200多万件从大库移除的档案都划拨学部，免于火劫。

由于这批档案数量庞大，“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而学部经费有限，罗振玉又不愿意再找领导批经费，以免横生枝节，因而以有小破洞、无法盛米的米袋装档案，陆续移到学部，存放于国子监敬一亭，一共用了八千袋，花费仅及木箱的十分之一。

蔡元培上书教育部“请将清代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

鲁迅嘲讽当局的糟与偷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八千麻袋”自然成了它的管辖。

当时的筹备处主任胡玉缙，并没有把这些档案当宝，反而视为大麻烦。原来，堆在亭中的麻袋在不断地减少，作案者是那些雇来的工役打杂者，这些人多目不识丁，把麻袋中盛装的档案倒在地上，只偷偷裹挟着麻袋到外面铺子里换酒喝。

这让谙熟前朝典故的他想起故宫武英殿的故事。武英殿里曾藏过一副铜活字，后来太监们争相偷盗，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与主事的大臣要来考察的时候，深感不妙的太监就放了一把火，不但铜活字不见了踪影，连武英殿也一同烧了个精光。

麻袋被盗过多，敬一亭岂不是要重蹈覆辙？于是，他赶紧找自己的顶头上司，去商议一个或迁移，或整理，或销毁的办法。谁知专管这项事务的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比胡玉缙更懂得前朝旧故和“国学”奥秘，听罢当即摇头拒绝。

鲁迅从民国元年进京，便在教育部任职，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夏曾佑是他的顶头上司，因此对二人扯皮的细节颇为清楚。

按他的说法，夏曾佑“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诽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拉扯之下，麻袋们在国子监又静静地躺了几年。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存放。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上台，他是藏书家，听说档案里藏着宋代古籍“海内孤本”，便派出几十名部员，与历史博物馆员工、夫役合兵一处，对8000麻袋内阁档案给予整理。

整理时，档案仅分为“有用”和“无用”两部分，工人如捡获书册，则赏给铜钱40枚。但见数十人乱哄哄挤着，用小木棍潦草地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各式档案，最终草草检出敕诰、廷试策论等外观精美的存于午门楼上，其余则仍用麻袋装了，堆积到端门门洞中，视同废纸。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并奉命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次，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来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大言不惭地记述：“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李盛铎）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

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不过，随着傅增湘“下野”，这批档案又无人问津了。

1921年前后，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筹备处成了无娘的孩子，工资一直欠着。“满口漂亮京腔”的旗人主任和他的几位同僚，趁机打起了“八千麻袋”的主意，撺掇教育部，干脆将“无用”档案卖了。

第一批卖掉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档案，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最后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3000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

这批大清为修明史而征集的档案，从此永久流失。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的明清档案1000余万件（册），其中明代档案只有3000多件，可见有多珍贵。

第二批出卖的，便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档案，计有14.8万斤。西单牌楼路南的同懋增纸店，以4000银圆购得。

如此大量的档案，同懋增自然放不下，于是另租了善果寺，用作临时仓库。据资料记载，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了50辆马拉大车，每辆车上都插有一面黄色小三角旗，旗上盖有历史博物馆的钤记。车队从天安门内起运，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最后到达广安门善果寺。一路上队伍浩浩荡荡，人喊马嘶，景象煞是壮观，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看。

这场面荒诞至极，却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难怪鲁迅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罗振玉出资将档案重新集中在京津

明太宗实录

罗振玉救宝反挨骂

善果寺临街，格外热闹。同懋增纸店就地吆喝着，把档案当作废纸零售。甫一开张，便卖出了一千斤。

次年二月，已成为前朝遗老、客居天津的罗振玉偶然间到北京办事，在琉璃厂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档案。他立即意识到，此物定出自清内阁大库。

一番寻踪觅迹，最后在友人金梁的帮助下，他找到同懋增纸店。

此时，档案已经被老板渍水捆扎成包，差人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正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听罢，心急如焚，表示愿将这批“废纸”全部高价收购。纸店老板本来嫌麻烦，一听有利可图，才改变态度，答应转售。

关于罗振玉究竟花了多少钱，历来说法不一，多数认为是1.2万元，但罗振玉本人却另有说法。买下档案不久，他在写给法国学者伯希和的信中提到：“辛亥国变，民国官吏尽行卖去，弟闻其事，乃以2万金购得。”

无论1.2万元，还是2万，都不是小数目，罗振玉四处举债，才将档案重新集中在京津。他的朋友兼亲家王国维，以前曾在上书房行走，知道这些档案的价值。他们一起组织十几个人，对这些档案进行了选择性的整理编目。

随着《史料丛刊初编》陆续印行，“八千麻袋”的故事也越传越神，宫中所藏明清档案逐渐被世人所知，为学界所关注。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专门致函教育部，“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筹备处留在午门上的“精品”，计有62箱，1502袋，这才归到北大国学门下。北大还为此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胡适、李大钊都有参与。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他说“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并将“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列为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同年，北大国学门也出了成果，整理出档案52万多件，出版档案汇编多种，为当时的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明清档案随“八千麻袋”进入公众视野，1925年10月10日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也专门下设了文献馆，可谓我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档案馆。1930年，那些仍封存于深宫的内阁档案，被文献馆接管，占原内阁大库档案的65%。虽然命运多舛，但内阁档案“大多归了公家”，总归是没有流散。

可惜的是，王国维不久便沉湖自尽，失去经济来源的罗振玉，也已无力支撑此项整理，只好忍痛割爱，为内阁档案寻找新主人。

1927年9月2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不足40字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全文为：“前年罗振玉照废纸价收买去内阁档案8000袋，罗已出售予日本人松崎，即日出运。”

松崎是日本学者，曾为“满铁”大连图书馆搜集中国古籍，在中国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而“满铁”作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情报资料中心，早已臭名昭著。

以北大教授马衡为首的北京学界立即群起攻之，借助新闻媒体口诛笔伐，并上书国民政府，坚决阻止将这批民族文化瑰宝运出京津。

偏此时，《北新》半月刊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罗振玉辩解，还说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利来去总得糟蹋掉很多”。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愤然提笔撰写了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

国民政府闻讯，派出农矿部参事李宗侗等一干人马前往查办。这才发现，罗振玉早在1925年，便将全部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收藏家李盛铎。

无论是松崎自己的回顾文章，还是“满铁”档案均显示，《申报》消息是子虚乌有。然而，就是这则消息，让罗振玉至今背负骂名，甚至工具书、教科书也以此为定论。

傅斯年提出档案整理“十二条”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故宫文献馆同仁单士元（右2）、单士魁（右5）、王梅莊（右4）、律振声（右6）等先生在内阁大堂整理明清档案的情形。

陈寅恪怼古董商

李盛铎不仅有倒卖敦煌遗书的前科，而且还曾和傅增湘一起从“八千麻袋”中淘宝，将档案弄到手后，他本以为可搜寻出宋代孤本，却不想在这浩如烟海的文档中，根本无从下手。他本就是文物贩子，无心整理研究，恰逢库房漏水，便想着赶紧转手。

马衡得到消息，日本、法国都有买家竞相购买，便写信给中山大学的傅斯年，请他出面。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组织动员能力一流，但因款项过大，也无能为力。

恰逢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入主中研院史语所，把清华五大导师中的三位都揽入所中，其中就有国学大师陈寅恪。

1928年9月，傅斯年在上海请胡适及新婚的陈寅恪午餐，席间谈及内阁大库档案，陈寅恪说“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的话令傅斯年夜不能寐，当晚就上书蔡元培，力陈收购大内档案的三大理由：“（一）此一段文物，不至散失，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

在这封信里，他还指出档案的价值所在：“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

蔡元培接信时，即将卸任，仍千方百计划拨出两万元经费。谁想到，经费还没到位，又传出燕京哈佛学社准备买下这批档案的消息。

李盛铎见两家机构鹬蚌相争，立即拿出“无商不奸”的无赖气概，表示非三万元莫谈。

心性孤傲，从不愿出面求人办事的陈寅恪，这回放下了国学大师的架子，亲自与自己向来极端讨厌的商人在价格、钱款等事务上斡旋游说、筹划操办。

李盛铎与史语所约定，“大库档案中如捡得宋版书籍残页，须交还渠”。陈则颇不以为意：“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由于担心层层请示延误时机，傅斯年甚至决定，如果超出预算，就先行买下，再以既成事实倒逼中研院承认。此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几次周旋，终于敲定，7000麻袋作价2万元均由中研院收购。

内阁档案的交易，是陈寅恪加盟中研院以来，为史语所具体承办的第一件大事，他也将研究这批档案列为自己的工作。傅斯年在聘任函上写道：“闻先生于内阁大库档案中颇的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人钦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

1929年8月，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到午门西翼城楼。至此，这批15万斤的档案在几经辗转迁徙、甲捡乙盗、湿潮霉烂、虫蛀鼠啃之后，只剩下12万斤了，其中还有破烂不堪者约5万斤。

为了整理这些档案，陈寅恪特地在北平城内租赁了一处宽敞舒适的四合院。除在清华授课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海静心斋办公，带领史语所历史组人员如徐中舒、李光涛等整理内阁档案。

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明清史料编刊会”，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准备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之于世。

陈寅恪精通史料考证，博学多识；朱希祖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学门内阁档案的整理；陈垣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掌管文献部，领导、规划了清宫档案的整理。有这三位学者坐镇，史语所的工作可谓一骑绝尘。

作家岳南在《南渡北归》中写道：“这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史语所整理出来的未上架档案

工人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傅斯年与新史学

1929年9月开始的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刊行工作，不仅使史语所在短时间内“声光顿起”，亦为起步未久的清史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

受西方现代学术浸润的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强调研究重点应当放在发掘新材料方面。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称：“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为了保证严谨高效，档案整理之初，傅斯年就制定了看似严苛的“十二条”。他将整理人员分为6股，每股由书记员会同工人两名工作，每日工作8小时、上下午各固定休息20分钟，凡工作时间即闭锁大门，禁止出入，室内亦禁止交谈。

针对档案碎片化的问题，整理又分为七步，费时最多的是去灰与铺平。李光涛在《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一文中回忆：

我们乃是整天的8小时都在字纸堆里爬进爬出，一片片的字纸都要展开细看的。而且这些字纸都是几百年的旧物，附带的尘土又特别多，每一麻袋或席包倒在地上时，尘土便腾起多高，室内差不多犹如烟雾一般。不说别的，单说这些麻袋在我们整理结束之后，所装的灰土便有120余袋，堆在午门前端门门洞内，每袋灰土最少以100斤计算的话，也就共有1.2万斤之多了。

最令徐中舒等踌躇的是数量巨大的档案残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李光涛曾尝试缀合了若干题行稿与誊黄，有连缀数十片而成的，如果都这么做太费钱，又不可随意丢弃，只能暂时装袋封存。

档案的初步整理，按罗振玉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史语所的25人至少需要4年，但史语所仅用一年，就完成了初步整理，将全部档案大致按照年代分类清理。二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分类上架，至1932年年底完成，整理上架的七万余斤档案已编订简明目录，可按年索求。李光涛回忆：“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残档大规模刊行问世之始，蔡元培亲自撰写序文，批评“以前的修史者之滥用间接的材料，而忽略直接的材料”，希望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可以“开些以后注重直接史料的风气”。

本着“学术为公”的思想，《明清史料》所刊档案不拘体例、内容，在整理过程中检得“以为值得流通于世”者，即抄录排印。正如傅斯年在《旨趣》中说的：“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这些遗落在历史隙间的散珠碎玉，本是弃物，但经细致抚弄，悉心筛选，理性分析，竟然使许多历史真相珠联璧合。史料观的巨大变化，使清史研究也面貌一新。

清室对于入关前的旧事曾长期隐晦，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北大国学门的学者们借助大量清初档案，打开了清初研究的新境界，揭开了诸如“下嫁多尔衮”等清初谜题，其中孟森与郑天挺可为代表。

李光涛则以近水楼台之便，在《史语所集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考订清入关前后史事，如萨尔浒之战等，也被学界称为“档案史学派”的先驱。

这红火的局面，随1933年热河陷落，平津局势紧张而告终。3月25日，史语所除了负责内阁档案的第一组外悉数迁往南京，陈寅恪、徐中舒等仍在北平继续整理。

对于档案是否南迁，徐中舒与傅斯年是有分歧的。傅斯年深恐档案毁于战火，他对李济表示，“此一批史料所系不少，若竟失之，弟何颜对院？……国事至此，吾等书生性命真不值一文钱，但愿任内无大过失则死可瞑目矣。”

徐中舒心知，一旦南迁，之前的整理工作就全付诸流水了，一切必须从头开始，因而不愿意停下来。仿佛是在与战争阴影赛跑，第一组孤军奋战，在1935年还刊行《明清史料》乙编、丙编各十册。

傅斯年不再犹豫，命李光涛将档案择要装了一百箱，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一，与图书古物一起南运。他们先迁长沙、后迁昆明、最后落脚在李庄。

李庄物资极度匮乏，常常食不果腹，即便如此，李光涛和王崇武等仍在整理大库档案及《明实录》中结出硕果，只是因为没有印刷设备而未能刊印。

战后，这批档案回归南京，1949年又随中研院迁往台湾，直到1951年方全部开箱，重新进行登记整理。因为这段经历，傅斯年被人戏称为“搬家先生”。

朱批红本

“原料”滋养明清史

史语所挑剩下的约5万斤，1700麻袋档案，则始终存放在午门和端门，1952年被接收，归故宫明清档案馆保管。

这批“吃之不得、弃之可惜”的“宝贝”让新中国有关部门和专家无奈了好几年。直到1958年，国家档案局成立3年多，认为不能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由于事关重大，国家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同意清理。

大规模清理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清理从3月l2日开始。承担清理任务的是档案局的全体共青团员，他们提出利用业余时间，奋战百日完成任务。为了保存资料，记录在案，清理过程拍成了电影。

这批麻袋堆在午门楼上快30年了，积满了灰尘。“呼啦”打开一袋，灰尘扑面，连呼吸都困难。不少档案已霉烂成团，发出一股股腐臭的气味，而且还掺杂着破布烂草、烟盒、席片，都是当年一块儿扫进麻袋的。

当然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这次清理得到了齐燕铭、吴晗、王冶秋、吕振羽、翦伯赞等专家学者的肯定。为了避免造成损失，专家们建议再复查一次。

第二次清理用了三个多月，参加的人员更多，有国家档案局的干部，全国档案学习班的学员，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市22中、23中、3l中、43中的高中学生。

这次清理更加细致，对那些零片、碎片、残件都没有放过。最后，把清除的残件进行了分类，装成300多袋（完整的不到10袋），其中以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其余的有1300多麻袋都为废品。

1958年9月25日，国家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报告，并提出具体的处理建议，拟将三百余袋有价值的进行整理，大部分废品予以销毁。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天即作了指示：“同意照办。原销毁的1358袋中，如果学校、研究机关有愿意拿走一部分作为标本的可以赠送。”

至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八千麻袋事件”终于完结。

那些当年没随“八千麻袋”出宫，被故宫文献馆接收的内阁档案，1933年随故宫文物南迁，于1950年、1953年、1958年、1962年分批运回北京。1954年，档案馆又接收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及历史博物馆遗存的零散档案共1694袋又672箱。

如同百川入海，内阁大库档案除运到台湾的部分，如今大都汇聚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其前身就是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部。

回想史语所购入“八千麻袋”之初，傅斯年曾因档案整理“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而稍表失望，李济问道：“什么叫作重要的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闻之大笑，从此不提此事。

傅斯年去世后，李济回忆起这段谈话，仍有所感：“那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同仁，大家有一默契：一致同意史料的价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可靠的程度愈高，价值愈高。就这一标准判断史语所刊行的四十本《明清史料》，没有疑问的都占最高的地位。”

正如李济所言，当年整理、刊布、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努力，不仅在1920至1930年代为清史学界开创了“档案治史”的新范式，其所提供的“原料”仍在滋养后来的清史研究，至今而仍未衰。

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在《清史研究和档案》中谈到，研究明清历史比历代有优越条件，这是由于明清的《实录》都保存下来了。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的视角，研究明史，成就不凡。他曾直言，他的成功得益于史语所“明清档案”的整理与公布，他从《明实录》中获得了前所未见的史料。

古人研究历史，重文献轻档案。如清史专家戴逸所言“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明清档案却因“八千麻袋事件”被重视，如今存世1000多万件，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居延汉简一起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本文采写得到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档案学会原秘书长李松龄大力帮助并供图，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