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审时度势，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紧接着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12月1日上午，对于姚文元的批判正式开始。

在接受批判时，姚文元不同于其他几人，他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不停的冒着虚汗。

姚文元

期间，他时刻注意着工作人员的发言，偶尔因为紧张没听清楚，还会问一下：“你刚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几乎问啥说啥，态度老实。这其实和他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姚文元一生口诛笔伐，害人甚多，可以说他本人也是靠着“抨击别人”，而一步步走上权力的巅峰。

原本在出版社籍籍无名的姚文元，最初就是因为靠批胡风而崭露头角的。

让人讽刺的是，在中国文坛还未掀起批判胡风的浪潮时，姚文元还是胡风的崇拜者。

可当1954年下半年的时候，文坛掀起了一股批判胡风的风气。原本还对胡风持有崇拜的态度的姚文元，一反常态，随即紧跟形势，反戈一击。

在北京《文艺报》上，姚文元直批胡风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

之后，他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姚文元系列批胡言论，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

张春桥原本就要把胡风彻底批烂批臭，眼下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暗自高兴：这不正是最为合适的“棍子”吗？

于是，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并指导他在《解放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批胡风的文章。

一时间，姚文元就被塑造成了反胡风的“英雄”，“名声大噪”。

就这样，姚文元靠上了张春桥这棵大树，张春桥则把姚文元当成了带刺的“棍子”，用来打击他人，可以说是一丘之貉。

原本这样一个四处靠着“打击”他人成名的人，根本无法引起毛主席的注意，直到1957年，

当时，掀起“反右派”斗争。

姚文元趁势，在《文汇报》上又发表一篇攻击姚雪垠的文章，原本也没什么，可毛主席恰好看到了姚文元写得那篇批判文章。

当时主席联想到了不久前看过姚雪垠写的一篇名为《惠泉吃茶记》的散文，认为他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会恰好看到姚文元这篇“抨击”姚雪垠的文章，认为写得很有针对性。于是对姚文元产生了好奇，在此后更是多次提及姚文元。

姚雪垠

而此事很快被中共上海市委所知，姚文元能被毛主席提及，自然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在之后更是让姚文元作为上海市代表之一，前往北京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在北京参会期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再次提及姚文元，并对他表示赞许。

姚文元因为名声大噪，而体会到了其中甜滋味的姚文元，也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观察风吹草动，捕捉政治灵感。

1957年6月，姚文元再次凭借其敏感的政治嗅觉，捕捉局势，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

再次被毛主席看到，并加以赞赏，并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

姚文元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很快成为了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靠“棍棒”起家的姚文元，想到如今的成就，他觉得自己更应当把“棒威”发扬光大。于是，他抡起棍棒，见机行事，逮谁打谁，越打越起劲。

文坛老蒋冯雪峰、艾青、巴金、丁玲等被姚文元“旁敲侧击”过。

之后姚文元更是凭借“棒打”海瑞，批《海瑞罢官》，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秀宣传部部长，还搭上了江青一伙，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进入了权力中心。

故而从姚文元的晋升经历来看，他只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笔杆子”，可以说是“外强中干”，故而在被捕后对其批判时，窘态一览无余。

对于姚文元的批判，当时批判人员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

第一，姚文元曾多次江青作不实证据。

其中一件就是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事件。

原本，傅崇碧去之前，已经和江青打过招呼了，可等他到了钓鱼台后，江青却莫名其妙说傅崇碧等人是私闯钓鱼台，是来抓人的。

期间，由于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没见过大世面，加之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最后受到刺激，引发癫痫，不慎将手中公文包甩向了江青。

江青便借此发挥，四处宣扬冯正午拿皮包打她！

之后更是将事情夸张到：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用皮包击攻击我……

而对于此时，姚文元是整个过程的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

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伪证，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还有就是在1972年1月28日晚上，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一时紧张起来。

通知了周总理，江青等人，可等江青赶过去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醒了。

而这次事件就此埋藏在江青心里，在不久后的2月3日晚上8时，江青召集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借故发挥。

江青在会上表示毛主席身边医护人员存在“特务”、“反革命”，要立专案进行审查。可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

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这些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毛主席让人通知汪东兴同志、耀祠同志、周总理，还有江青同志，前往游泳池。

当时江青在接到通知后，还建议让姚文元一同前去，说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

但周总理以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拒绝让姚文元参加，江青才没有如愿。

但还是让杨银禄给姚文元打去电话，让他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姚文元接到电话，当即表示愿意去为江青作证人。

可等几人到达了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时，正当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

“你说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主席的一顿批评，江青无地自容。毛主席发话了，姚文元的作证，也就毫无意义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两次，面对这些对姚文元的批判，姚文元并没有否认，反倒积极认罪：“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第二个批判的问题是：姚文元多次助纣为虐

1972年8月，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在几次会见中，江青为了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肆意编造历史，还曾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后来，毛主席知道了此事，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而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姚文元都有陪同，然而对于江青的所作所为，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情况挽救，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事后为了减少这次事件的损失，关于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全被稿印了出来，记录稿递送了一份给周总理。

周总理当即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

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

并在此后，周总理让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

可相关外媒信息，都被姚文元扣压了下来。

姚文元还给朱穆之打去电话，直至类似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再登刊登报，以此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此刻，面对这些批判，姚文元听了以后，并未推卸，低沉地说道：“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罪行。

华国锋作为毛主席亲自点名担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也曾向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等嘱咐。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曾和张春桥说过“按既定方针办”，但具体并没有人可以证明。

然而，“四人帮”看到了这句嘱咐的作用，谁掌握了这句话，那就意味着掌握了毛主席的嘱咐的解释权，谁就能占据主动权。

为此，“四人帮”一合计，姚文元竟直接篡改了毛主席的指示，刊登“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

对此，姚文元表示：

“毛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

面对批判，姚文元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而以上，也是对姚文元三个主要问题的批判，面对批判，姚文元一个靠投机取巧爬上了的人，很快没了当初得意时的气焰，对于批判的罪行，一一认罪。

事实证明，这个从墨水瓶里爬出来的“大人物”，不过是一个以“秃笔”作为撑高工具，靠见风使舵、投机钻营而跃上人生巅峰的跳梁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