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结婚后连生四女，怀第五胎时，她浑身浮肿，鞋都穿不进。丈夫一脸嫌弃道：“一看，又是个赔钱货！”不料这次却是儿子。喜讯传到正在牌桌上大杀四方的丈夫耳中，他不敢置信地站起来，狂喜道：“我回去备喜酒，到时大家都来啊。” 董竹君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曾经思想进步、忧国忧民的丈夫，有朝一日会变得这样庸俗不堪、面目可憎。 她和丈夫夏之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的一家青楼里，因为家里欠下了债务，父母被逼无奈，送她到青楼做了一名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 董竹君艺名叫杨兰春，因为长相清秀，又上过几年私塾，谈吐举止不凡，所以她很快就成为客人竞相追捧的对象。 当时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成立，但袁世凯倒行逆施，窃取革命果实，一些革命党人开始秘密联络，策划反袁，而青楼戏馆无疑是最好的接头地点。 夏之时就经常出现在青楼里，他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领一部分四川新军起义，攻克重庆，出任军政府副都督。 1912年夏天，他听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预感到形势将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就来到上海参加反袁活动。 夏之时与革命同志多次在青楼召开秘密会议，注意到了董竹君，董竹君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深深吸引了他，一来二去就产生了感情。 夏之时决定要为董竹君赎身，但董竹君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她说：“我不是一件东西，可以买来买去，如果以后我和你结了婚，你不高兴的时候，就会翻旧账，那我可受不了。” 她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不是拒绝夏之时的好感，不久她在一众朋友的帮助下，逃出青楼，与夏之时在上海完婚。 1914年，董竹君随夏之时东渡日本，她在这里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夏之时为她聘请了家庭教师，教授日语和科学文化知识。董竹君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深表认同。 袁世凯称帝后，夏之时回国，先后参加护国和护法运动，1917年秋，夏之时的父亲病危，发电报让董竹君带着女儿回到四川老家，就是从这时起，两个人的思想开始出现了裂痕。 1921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夏之时在官场上屡受排挤，因此心灰意冷，辞去公职，创办了锦江公学，想要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可惜他志大才疏，没有经营头脑，导致锦江公学被迫停办，接连的失败使他性情大变，染上了赌博和抽大烟的恶习，整日在外面鬼混，对董竹君和孩子们也越来越冷漠。 再加上夏之时出身封建大家庭，对传宗接代非常看重，但董竹君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夏之时对此十分不满。 等到董竹君怀上五胎的时候，浑身浮肿，根据当时迷信的说法，这是生女儿的征兆，夏之时一脸嫌弃地说：“又怀了个赔钱货！” 没想到董竹君最后生下的是一个男孩，而夏之时还在牌桌上大杀四方，听到这个喜讯后，他竟然跳了起来，当即扔下手里的牌，狂喜着说：“我请你们喝喜酒，到时候都要来呀！” 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深深刺痛了董竹君的内心，她感觉到丈夫已经变了，完全把自己当作生育工具，而后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两个人发生了激烈冲突。 1929年，董竹君在朋友的见证下与夏之时分居，独自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滩打拼，先后创办群益纱管厂、锦江饭店、锦江茶室等，成为知名的女性实业家，其中锦江饭店至今仍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