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布特赦令，33名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国战争罪犯获得特赦。出狱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每个获得自由和新生的人都表现出了喜悦。

然而，当国民党将领郑庭笈回到家时，却并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这时女儿郑心楠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妈妈搬出去住了。”

郑庭笈失望地低下了头，他知道，妻子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

1941年，在国民党“王牌”军第五军任营长的郑庭笈在衡阳县附近进行休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只有17岁的冯莉娟，双方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他们就从相爱步入了婚姻。

婚后不久，郑庭笈所在的部队整编到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作为先头部队开往缅甸。在这场与日军的恶战中，郑庭笈在同古保卫战中坚守阵地12天，直到收到撤军命令。

郑庭笈

但就在突围返回祖国的途中，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临终前将部队交给郑庭笈指挥，并嘱咐他一定要将部队带回祖国。

此时，返回祖国的路都被日本封住了，只有野人山可以走。但野人山中丛林密集，没有人烟，部队进入后伤亡惨重，经过千辛万苦，郑庭笈才将戴安澜的遗骨和部队带回国内。

这期间，郑庭笈与国内无法取得联系，国内就以为他牺牲了，便给冯莉娟送去了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郑庭笈凶多吉少，但冯莉娟却不相信，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死，就算死了，也要看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

冯莉娟拒绝接受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义无反顾开始了寻夫之路。幸运的是，就在她绝望之际，正好在云南玉溪街头遇到了刚刚从野人山出来的郑庭笈的指挥车，夫妻二人抱头痛哭。

郑庭笈和冯莉娟夫妻情深还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

1948年，郑庭笈被俘，国民党节节败退准备撤到台湾。郑庭笈在解放军的规劝、教育下认识了国民党的腐败，他写信给冯莉娟，劝妻子不要去台湾，留在还能等待团聚。

于是，冯莉娟放弃了千金难换的开往台湾的船票，带着四个孩子和婆婆到了北京，一心等待丈夫回家。

那时候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幸运的是，冯莉娟一家老小在北京遇到了郑庭笈的老上级黄翔。黄翔夫妇二话不说，将自己的四合院西厢房腾出来给他们住。在经济上，在南洋做生意的三公时常救济他们。

但随着几个孩子长大，各种开销增加，生活越来越困难。冯莉娟只好外出找工作，可由于她是“战犯家属”，没人敢要她。眼看着日子越来越难，周围的朋友给冯莉娟出了一个主意，让她与郑庭笈脱离夫妻关系。

为了谋生和孩子们的前途，冯莉娟最终向正在监狱中的丈夫提出了离婚。1957年，郑庭笈同意了妻子离婚的要求，冯莉娟也得以在打字学校学打字。

据郑庭笈的儿子郑心校回忆，母亲冯莉娟是一位坚强的女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学打字也非常刻苦，打得又快又好，最后留在誊写社工作。

就在冯莉娟与郑庭笈离婚的两年后，家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郑庭笈被特赦了。然而，得知喜讯的郑家人的脸上却丝毫没有高兴的神色，冯莉娟不知该如何面对丈夫，几个孩子对父亲战犯的身份也多有抱怨。

1959年，郑庭笈被特赦。出狱后的第二天，周总理邀请他与其他特赦人员在中南海吃饭。席间，周总理问起冯莉娟是否再婚，得到否定回答后，周总理对郑庭笈说：“你们一定要骨肉团聚呀！”

周总理的关心让郑庭笈很感动，也让他有了与妻子复婚的信心。然而回到家后，他却从大女儿郑心楠口中得知妻子已经搬出去了。

其实，冯莉娟心中还挂念着郑庭笈，但她不知以何种身份和理由见面，也不清楚丈夫会如何看待自己，她一时没有勇气面对，因此搬了出来。

周总理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人找到冯莉娟，对她做了工作。冯莉娟虽然心里同意复婚，但嘴上还没答应，关心郑庭笈家庭的“军师”们认为，女人的心是细腻的，他们需要多接触。

转眼过了一年，1960年，周恩来又邀请郑庭笈到家中吃饭。席间，周恩来问：“你和妻子复婚了吗？”郑庭笈苦笑：“我还没妥善料理家事。”

周恩来听完深情地望着他，恳切地说：“一定要抓紧，要体贴妻子的心。”郑庭笈连连点头。

为了不辜负周总理的关心，郑庭笈决定加把劲，尽快挽回妻子的心。1961年，郑庭笈进入全国政协工作，周总理叮嘱他将亲身经历和见闻写出来。

冯莉娟也被调到了政协打字，为了让夫妻两人加深接触，有关人员特意将打字机搬进了冯莉娟的住宅，让郑庭笈送取材料。郑庭笈心明如镜，知道这是组织在撮合他们。

郑庭笈和妻子

通过几次接触，郑庭笈向冯莉娟表明了心意，也解除了冯莉娟内心的担忧。一个月后，他们正式复婚，郑庭笈不忘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周总理。

复婚后，郑庭笈和家人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但郑庭笈和孩子之间依旧存在隔阂。

郑庭笈与冯莉娟共生育了三女二男，儿子郑心校刚出生一年，郑庭笈就被俘虏了，父子之间有12年没有接触。

郑庭笈和家人

郑心校回忆说：“小时候，父亲没有给我留下太多记忆，唯一的印象是1953年，母亲带我坐轮船、火车、汽车，从海南岛到东北抚顺，说去看望在那里的父亲。”

童年时期，郑心校也会好奇地问母亲父亲究竟去了哪里？而母亲总是回答：“你的父亲在东北学习呢。”直到有一天，老师兴奋地告诉他：“你的爸爸回来了。”

这是郑心校第一次近距离跟父亲接触，父亲看到他当上了学校的大队长，非常激动。但郑心校后来回忆说：“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知道父母已经离婚了。”

郑心校

小时候的郑心校并没有受到来自父亲的影响，但随着年龄渐长，他很快就感受到了自己与别人家小孩的不同。由于父亲是战犯，他的学业受到了阻力，母亲迫不得已与父亲离了婚，即便后来父母复婚，但还是给他内心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别人眼中的“另类”，郑心校在三山下乡时选择了最艰苦的云南，他想离家越远越好。期间，父子间虽有通信，但始终有隔阂。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开始不再关注出身，郑心校才得到更广阔的舞台。1986年，郑心校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在北京友谊医院担任院长。当时郑心校只有40岁，成为了最年轻的院长。

郑心校

1991年，经组织同意，郑心校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父子俩更加没有了接触交谈的机会。

1996年，郑庭笈病危，郑心校得知后定了6月份机票，可就在他回国的前4天，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

后来，医院的护士告诉郑心校，得知他要回国，郑庭笈就天天数着日子，最后实在等不及了就问护士还有几天回来，当得知还有几天，郑庭笈眼睛一下没了神，叹了口气，第二天就去世了。

郑庭笈晚年

郑庭笈到人生的最后也没能与儿子进行心对心的交流，好在郑心校后来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父亲，余生都在寻找父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