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于北京后，随着消息扩散开来，全国人民都陷入极大的悲痛。

一个山西的老人听说此事后，悲痛欲绝之余，当即便决定要进京去，然而因未获批准，老人当即写了封信给北京军区，同时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不久之后，这名老人全家终于获得特批进京。

为何这名老人执意要到北京呢？

其实说穿也并不神秘，老人名叫毛泽全，是毛主席未出五服的堂弟。

在毛主席“泽”字一辈儿的兄弟中，毛泽民、毛泽覃是亲兄弟，而毛泽连、毛泽嵘、毛泽青等都是堂兄弟，另外还包括毛泽全，值得一提的是，毛泽连、毛泽嵘后来都留在了韶山老家，而毛泽青与毛泽全后来都踏上了革命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青、毛泽全都在全国各地工作，虽然他们也曾到过北京，同毛主席有着很深的关系，但在日常工作中，却从来也不提。

与毛泽青一样，毛泽全在结婚前也瞒着妻子，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的身份。

在毛泽全诞辰100周年之际，已经86岁的夫人徐寄萍写了一篇怀念丈夫的文章。

徐寄萍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姑娘，抗战时期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经上海学生运动党组织写推荐信到了苏北解放区干会计工作，后来是在苏中二分区供给部任会计股长期间。

1942年冬苏中二分区与华野一师二旅合并，徐寄萍就认识了时任华野一师二旅供给部部长毛泽全。

当时，毛泽全还不叫这个名字，为了不引人注目，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化名叫“王勋”。

要说起来，毛泽全当时年纪也不小了，分区司令员段焕竞、政委陈时忠都有意撮合他和徐寄萍在一起，徐寄萍也对毛泽全抱有好感，两人渐渐熟识。

1943年春，毛泽全与徐寄萍正式迈入婚姻的殿堂。

也就是在结婚当天，毛泽全才告诉新婚妻子，自己本名不叫王勋。

可毛泽全也并没有详细说家里的情况，徐寄萍那时也没有多想。

毛主席当年在湖南创建中共早期党组织时，毛泽全只有十一二岁，尽管他们家居住的地方东茅塘离毛主席家上屋场只有两三里地，但彼此交流其实并不多。毛泽全那时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位堂兄，但并不熟悉。

不过，毛主席1927年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曾在毛氏祠堂讲过课，对毛泽全的影响非常大。韶山区特别区农民协会成立后，毛泽全就留在协会里当了通讯员。不仅仅是毛泽全，当时毛泽嵘、毛泽连也都在协会中担任通讯工作。

等到大革命失败，毛主席的亲属们也都受到了影响。

毛泽连在被追捕时，不幸被树枝划伤了眼睛，一直到后来建国后，才在毛主席的关照下到北京治疗；毛泽嵘被逼化名“毛冬青”远走他乡，一直到1937年以后才又回到了老家，租了几亩地为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也被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

毛泽青与毛泽全也选择了北上到延安去，与堂哥毛泽东会合。

1937年10月，毛泽青到延安后，先是被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延安解放印制厂和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工作，毛泽青从事的工作，基本上与后勤有关，还曾化名毛万才，来往于延安、西安之间，为根据地购运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

毛泽全到延安的时间与毛泽青差不多。

到延安见到毛主席后，毛泽全便要求：

“三哥，你给我发支枪吧，我要上战场和敌人面对面地干！”

毛主席在离开家乡这些年里，家里的人都吃了不少的苦，毛泽全对于国民党匪军、对于侵华日军，一直有着刻苦铭心的仇恨，毛主席也了解这位兄弟的想法，于是耐心的劝说他：

“打日本鬼子是对的，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但对国民党要区别对待，他们之中爱国的、坚持抗日的，我们不但不能打，还要团结，只有对那些汉奸、卖国贼，才坚决斗争。”

在毛主席安排下，毛泽全先是到了边区国民经济合作社当管理员，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毛泽全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担任新四军岩寺兵站的政治指导员。

徐寄萍了解丈夫结婚前的经历，其实与毛泽全所说的差不多，只是毛泽全特意略过了同堂哥毛主席的关系。

尽管离得比较远，但毛泽全时刻关注着堂哥的情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连迭电的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当时毛泽全就很担心毛主席的安全。

一天晚上，毛泽全做了个噩梦，梦见毛主席返程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伏击，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妻子徐寄萍看着他满头大汗，只以为是做了个噩梦，简单的安慰了几句。

与毛泽青差不多相同，毛泽全在部队中，从事后勤工作比较多，一直干到了纵队后勤部部长职务。

为了保证部队的粮饷，毛泽全在江苏东台县与当地的资本家合伙办卷烟厂，一年获利就达几万元，还在海安县办过粮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全跟着部队辗转在各地，开办被服厂、袜厂等，有力的保障了部队的军需供应。

不过，自始至终，毛泽全在部队用的都是化名。

1949年全国解放后，毛泽全调赴南京，出任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部长，当时他头上仍然顶着化名“王勋”。

徐寄萍跟着丈夫南征北战，其实吃了不少的苦。

从1944年结婚第二年，徐寄萍生下了大女儿远慧开始，他们夫妇前两个孩子都是生在战争年代，因为要南征北战，因此也顾不上将养身体。

尽管毛泽全夫妇都是本着“生一个爱一个”的想法，但这样来回奔波，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

1950年，毛泽全任23军后勤部部长期间，随军驻扎在宁波，当时徐寄萍已经待产，本来她想的是战争已经结束，这次生下孩子以后，就好生将养一个月，为了养好身体，徐寄萍还特意从上海接来了母亲。

没想到的是，徐寄萍才生下孩子两天，毛泽全就接到了调赴南京的命令。徐寄萍记得很清楚，那时他们一家五口人，加上警卫员，一家人就挤在一个小吉普里，一路颠簸着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以后不久，毛泽全接到命令去北京出差，也就是在去之前，他接到组织上的命令，恢复毛泽全的本名。

1950年夏，毛泽全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

那时中央办公厅接到电话后，也不敢怠慢，立即通知了毛主席，毛主席一听说毛泽全要见他，马上派车将堂弟专门接到了中南海。

一见毛主席，毛泽全就把自己化名“王勋”的事儿说了一遍，毛主席还高兴的说：

“好嘛！王字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个尾巴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就站在毛主席旁边，毛主席还乐呵呵的替两人引荐：

“这是我弟弟毛泽全。”

不料陈老总哈哈一笑：

“知道，我们在皖南盐城军部都见过。”

到1956年11月，陈毅赴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还笑着问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毛乾吉和汪九成：

“你们知道毛泽全吗？”

从北京回来以后，毛泽全把见过毛主席这事儿跟妻子说了一遍。

徐寄萍大吃一惊，忙问丈夫：

“王勋，你和毛主席是什么关系？”

这次，毛泽全没有选择隐瞒，而是一五一十的告诉妻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毛家人，毛主席是我堂兄。”

不过，尽管是身为毛主席的亲戚，但是他们能得到的照顾基本上是没有的，甚至还不如在老家的毛泽连、毛泽嵘兄弟。

1952年，毛泽全由华东军区调到了北京，任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处处长以后，毛主席安排他，韶山来的亲戚都由他先出面接待。毛泽连、毛泽嵘兄弟有一段时间经常写信来北京，都是毛泽全出面做的接待工作。

毛泽全的夫人徐寄萍一直到许多年后，仍然记得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

“第一次见他是1952年的中秋节的下午，国庆刚过，主席那儿却没什么节日气氛。他住的房子的屋檐和红漆圆柱脱漆掉色，都模糊不清了。主席一个人穿着旧皮鞋，在凉棚看书。”

毛泽全调北京工作后，虽然有了条件见毛主席，但因为要忙于工作，其实也并不经常到中南海去。

1952年国庆节过去不久，就是中秋佳节，也许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毛主席也特别希望能见见老家的人，就让毛泽全夫妇带着孩子们来中南海过节，还专门派了一辆车去接。

当时，毛主席正坐在一个凉棚下面看书，一见毛泽全夫妇到了，顿时高兴的站起来：

“哟!泽全，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好!好！”

徐寄萍后来称，毛主席其实没有大么大的架子，人也很随和，一进去就招呼大家坐下，孩子们也都上去打招呼。

毛主席没见过徐寄萍，所以问的也比较多，徐寄萍仔细说了自己的家庭情况，毛主席一听她两个妹妹解放前都是地下党员，心里也很高兴，还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让徐寄萍印象深刻的是，毛主席听她介绍了家庭情况后，还风趣的问了一句：

“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坨子?”

徐寄萍笑了笑，没好意思回答，毛主席接着对他们两人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就在聊天期间，毛主席注意到徐寄萍脸色不好，几次关切的问，并嘱咐她到医院去看看，一直到1956年4月，毛泽全带着全家人又到中南海，毛主席见了徐寄萍后还问：

“你的头疼好点了吧，气色好多了。”

毛泽全在北京工作了4年多，一直到1957年调集宁任总后勤部集宁办事处副主任，期间也只不过见过毛主席三次。

徐寄萍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时，毛主席还经常见家乡来的亲人，但因为每次来的人很多，负担也很大，有时就连毛主席也难以招架，1954年深秋，毛泽全和一些韶山来的乡亲再见毛主席时，毛主席也很诚恳的说了一句：

“来得多了我招待不起哟，你们的一切费用都是用我的稿费付的。”

当着所有乡亲的面，毛主席鼓励他们：

“你们要多学学毛泽全、毛远耀、钱希均（毛泽民的爱人）等同志，他们干革命都是依靠组织和自己闯出来的。”

1957年，毛泽全调到集宁工作，接到命令后他也没有告诉毛主席，而是到了集宁以后，才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当时毛泽全在信中提出希望主席能够给张全家合影，但后来毛主席委托警卫员高振普回信称没有合影，但在信中附有一张毛主席站在湖边垂柳的个人相片。

从到集宁工作后，毛泽全虽然偶然也有到北京出差的时候，但每次都是行色匆匆，他和毛主席也没有再见面。

其实忽略毛主席亲属这层关系，毛泽全同样也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个老革命家。

毛泽全一生同样也是勤勤恳恳，特别是对子女教育非常严格。

大女儿毛远慧出生在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时正是上小学时候，那时她在北京第十一小学上学，经常发现同学家里有小车来接，但是毛泽全永远只是骑着一辆单车去。

一次，毛远慧忍不住问父亲：

“怎么别人老是有小车接送呢？”

毛泽全耐心的 对女儿说：

“骑车不也很好吗？以往爸爸打仗还靠两条腿呢！要比就和同学们比学习，好不好！”

从此以后，毛远慧再也没有问过父亲这个问题。

毛泽全与徐寄萍有6个子女，但每个子女后来都学有所成，不是在部队当兵，就是考上大学，但他们每一个都是靠自给的本事，从来没有依仗父亲给的关系。

七十年代初，毛远慧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被分配到辽宁一家部队工厂搞半导体元件研究，当时毛远新正担任沈阳军区政委兼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有人鼓动毛远慧去上面疏通一下关系，但毛远慧自始至终没有去：

“我不认识毛远新。就是认识他，我们家也不干攀龙附凤的事。”

四姑娘毛远敏参军后被分配到山西军区管辖的一个医院里，当时时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几个战友“撺掇”毛远敏去跟她爸爸说一声，因为爸爸毛泽全是总后勤部的高级干部，管着几个军医大学，然而当时毛远敏也只是敢这么想一下，但甚至父亲脾气的毛远敏早就知道，父亲一定会跟她这样说：

“这个忙我帮不了，不管什么事都要靠组织。”

毛泽全唯一的儿子毛远建，1974年16岁报名参军，当时连河家里打招呼也没有，等到报了名以后，回去告诉母亲，报了“兰空”的名，家里也没有多问。等到到部队那天才知道，徐寄萍才知道，儿子将要去是新疆一个中苏边境地区。

一听儿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徐寄萍也只是偷偷抹抹眼泪，她没有主动去打招呼，也没有让丈夫打招呼。

快中午的时候，家里电话铃声想起，原来是有老战友发现了毛远建的名字，想着老两口6个子女，就这么一个儿子，于心不忍，主动打电话：

“老徐，我就在军工站。接兵的人也住这儿。要不要把小建跟另一批西安的换换。要不，索性不去也可以。”

徐寄萍在电话旁边愣了半天，才告诉电话那头：

“他跟平常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呢？人家去了，就让他去吧！”

毛远建后来扎根边疆多年，吃了不少的苦，姐姐们心疼小弟，特意写信给他，还寄了不少的营养品过去，结果这事儿被毛泽全知道了，他把家里的人都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要他依靠组织嘛！”

毛泽全后来也没有再回到北京，而是一直留在地方工作，晚年还当了山西省军区顾问。只不过自始至终，他还是记挂着堂兄毛主席。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毛泽全听说消息后痛苦不已，然而当时在外地的毛家亲戚并没有被安排进京，已经年迈的毛泽全只好写信给北京军区请示，后来还给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也写了封信，终于获得了批准。

在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时，毛泽全的情绪便几度不能克制，后来是被人用轮车给推出会堂。

9月18日，毛主席追悼会上，毛泽全又是痛苦的不能自己，结果追悼会一结束，他就晕了过去，在北京301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康复出院。

毛泽全晚年定居在太原，时常想起毛主席，但有件事却让他很后悔：

“怎么当时那么多次见主席，主席还专门委托我回湖南调查农业合作社情况，我就想不起请主席写个字、写个话呢？”

在毛主席的堂兄弟中，毛泽青其实年纪最小，但却去世的最早，因为早年参加革命，饱受伤病的困扰，1981年在辽宁因病去世，李敏李讷还都送去了花圈，人们才知道毛泽青是毛主席的堂弟。

其实毛泽全也一样，生前几乎默默无闻。

1989年3月，毛泽全也进入到生命倒计时，但他并没有留下遗言，3月7日当天下午，毛泽全看着旁边和自己同甘共苦了一辈子的妻子徐寄萍，只是嗫嚅着说了一句话：

“老徐，你摸摸我的脸，我舍不得离开你们……”

几天之后，毛泽全遗体告别仪式上，毛主席的女儿李敏虽然没有来，但她同样也送来了一个花圈，以表达对这位未见过几次面的堂叔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