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的西安，骊山之上，张学良的心腹卫队营，直捣蒋介石驻地进行抓捕。

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在这次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活捉蒋介石，但以下犯上，当事变落幕，他的下场如何？

孙铭九出生在清末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彼时东北大地被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

地方军阀、日本侵略者和沙俄，多方势力交织其中，普通百姓生活艰难，困苦不安。

孙铭九在成年后，选择了从军之路，并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在日本学习期间，孙铭九还结识了一批同样怀有报国志向的青年，他们中不少人后来也成为东北军的骨干和少壮派的代表人物。

归国后，孙铭九一度在天津市公安局任职，在此期间，他很快赢得了上司的赏识，而这位上司正好是张学良的秘书。

贵人相助，孙铭九有机会觐见了时任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孙铭九被留在张学良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一职。

从此，孙铭九成为了东北军体系内的一员，并迅速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崭露头角，孙铭九负责管理东北军中的一些核心事务，尤其是干部的培养和任用。

1936年，东北军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孙铭九成为其中少壮派军官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西安事变前的数月，东北军内部的风气逐渐发生变化。

张学良开始积极整顿军队，为对抗蒋介石的内部压力做好准备。

而孙铭九作为他身边的得力干将，不断协助其调配人事，将一批有战斗力和觉悟的青年军官提拔到重要位置，振奋士气。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西安城外的临潼华清池被黑暗笼罩，山水之间一片静谧。

蒋介石的身边有着众多精锐特务，防卫可谓严密至极，这场行动稍有差池，不仅执行任务的这些人全军覆没，东北军也极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但国难当头，张学良已别无选择，只能将这重任托付给最信任的卫队营。

蒋介石下榻的五间厅，位于这片园林的深处，是一座仿古建筑。

为了确保蒋介石无路可逃，士兵们趁着夜色潜入华清池，他们踩在鹅卵石铺就的小径上，脚步轻盈，几乎未发出任何声响。

清晨 4 点左右，第一营上校营长王玉瓒率领部下进入华清池的头道门。

行至第二道门时，因有蒋介石的贴身侍卫放哨，王玉瓒果断举枪连开三枪，命令步兵连展开进攻，随后通知孙铭九率领第二营赶来增援。

枪声骤然响起，瞬间打破了华清池的宁静，火光与弹雨在夜色中交织。

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拖得越久，蒋介石的增援部队就越有可能赶到，他们必须速战速决。

于是，他冷静地指挥着手下，选择从侧翼迂回，他们沿着一条隐蔽的小道，穿过荷花池边的低矮树丛，悄悄逼近五间厅的侧门。

到达侧门后，孙铭九带头踢开大门，迅速占领厅内的制高点，从上方对蒋介石的卫兵进行火力压制。

经过激烈的对抗，孙铭九终于率领部队冲进了蒋介石的卧室。

踹开房门后，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 床上的被褥凌乱不堪，蒋介石的军帽和假牙还遗留在桌上，但人却不见踪影。

意识到蒋介石可能已经逃离，孙铭九立刻展开搜捕。

天亮之前必须捉到蒋介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孙铭九当机立断，将手下分成几队，迅速在华清池周围展开地毯式搜索。

他亲自带领一队士兵，沿着华清池后方的小径向山坡搜索。

山间的寒风愈发刺骨，脚下的土地坚硬冰冷，就在搜寻过程中，一名士兵在一处山墙下发现了一只遗落的皮鞋，旁边的墙头还有翻越的痕迹。

孙铭九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蒋介石逃跑的方向，立即指挥士兵们顺着线索，爬上陡峭的山坡，仔细搜查山间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天色渐亮，队伍的紧张感愈发强烈，若蒋介石逃脱，整场行动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就在这时，一个士兵在半山腰的一块石壁后发现了一个人影，原来，蒋介石藏身于山间的一处天然石洞之中。

当他听到士兵的呼喊声后，终于明白已躲无可躲，只能无奈地从石洞中走了出来。

据《红星照耀中国》斯诺记载孙铭九找到蒋介石后，蒋介石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在被告知无马后，蒋介石强撑气势，声称自己腿部受伤无法行走。

孙铭九则果断表示：“如果您不能自己下山，我会亲自背您。” 蒋介石无奈之下，只能接受这个提议。

孙铭九将蒋介石背在背上，小心翼翼地从山坡上往下走。

此时，天际的微光映照，回到华清池后，孙铭九终于将蒋介石交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手中，这场夜袭行动虽险象环生，但终究取得了成功。

在西安事变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被扣押引发了南京中央政府的震怒。

国民党方面迅速调集大军，意图以武力解决危机，而张学良、杨虎城一边则试图与蒋介石谈判，希望能以和平方式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此时，孙铭九与东北军少壮派其他成员站在了最前线，积极推动张学良的抗日主张，试图通过这次事件改变东北军与中央政府的对抗状态。

当事态逐渐趋于和平解决的方向后，张学良在压力下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以展示自己的诚意。

张学良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起来，而这一举动让留守西安的东北军瞬间陷入混乱，失去了领袖的东北军如同群龙无首，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加剧。

当南京要求东北军从西安撤离，将部队调往他处时，东北军内部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方是以王以哲为首的老派将领，他们主张服从南京的指令，避免与中央政府直接冲突；

另一方则是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少壮派，他们认为张学良被囚禁乃是蒋介石的阴谋，若此时撤离，便会失去东北军在西北地区的战略优势，他们主张以武力相抗。

一天不放张学良，东北军就同南京政府决一死战。

面对如此局面，双方的争论愈演愈烈。

1937年2月的一个凌晨，孙铭九等人决定采取行动，他们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刺杀行动，将老派将领王以哲等人一一除去。

这次过激行动并未如孙铭九等少壮派预想那样振奋军心，反而加剧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

张学良不在的情况下，东北军的其他势力纷纷选择自保，而蒋介石则迅速利用这一局势，继续从南京派遣部队施压。

西安城里，不满少壮派激进行为的军官开始联合起来，宣布对孙铭九等人进行通缉，以平息局势。

无奈之下，孙铭九决定向西北的红军寻求帮助，为了保护孙铭九不被东北军老派势力报复，周恩来安排他秘密撤离西安，前往陕北暂避。

周恩来不仅宽慰他，还劝说他要从大局出发，团结东北军所有力量，最终共同抗日。

在陕北的几个月里，孙铭九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庇护，但他的心情却异常沉重。

他目睹了东北军的分崩离析，也看到了自己和同志们的努力逐渐被现实撕裂的无力感，最终，在局势趋于稳定后，孙铭九被安排前往北平，并辗转到天津隐居。

1943年，在日军占领区，孙铭九通过曾经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旧关系，他搭上了汪伪政府的桥梁，接受了其“曲线救国”的理论，出任了汪伪政府的高级参赞武官。

此后，孙铭九被派往山东任职，并组织了一些地方武装部队。

这一时期的孙铭九，虽然在汪伪政府体系下重回舞台，但他的选择却让昔日的战友和抗日同仁感到不齿。

曾经那个坚定的抗日青年，如今却成为了敌人的走狗，让很多人感到痛心和愤怒。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面临清算，他向国民政府投降，并表示愿意继续效力，最终被派遣到东北。

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形势急转直下，他再次陷入被动，最终流亡香港，解放后，他选择回到上海，希望能重归故土。

新中国成立后，孙铭九在解放初期的上海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自西安事变后，他的人生已然大起大落，果不其然，政府开始对孙铭九的过往展开了详细调查。

他的汉奸历史与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立场，成为审查的焦点。

面对审查人员的质问，孙铭九试图为自己辩护，声称抗战胜利后他确实在东北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过接触，曾协助中共开展地下工作。

这个说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再加上他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政府对此持怀疑态度，他的辩解虽然详细，但最终并未得到采信。

在多次审查中，有关部门发现，尽管孙铭九在汪伪政府任职多年，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屠杀抗日军民的行动，也没有血债在手。

再加上他在西安事变中立下的功勋，这成为他唯一的救命稻草，经过多次评估，政府最终决定不对他施以极刑，而是给予他较为宽松的处理方式。

基于他的西安事变历史功绩以及战后无直接血债的事实，政府决定恢复他的自由，并委任他为上海市政府的参事。

这一职务虽然地位不高，却意味着他在新政权下有了一席之地。

孙铭九知道，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已实属不易，他接受了这个安排，努力适应新的生活。

就这样，孙铭九逐渐融入了新上海的生活，作为市政府的参事，他负责一些与历史文化保护相关的事务，远离政治的核心。

他时常在办公室里安静地翻阅资料，或者与其他同僚一起讨论如何保护上海的老建筑和历史遗迹。

解放后的几十年间，孙铭九几次试图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试图重新讲述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

他希望通过这些文章重申自己曾经的爱国之举，让人们记住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汉奸，而是一个曾在关键时刻立下功劳的爱国者。

他描绘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如何策划、如何冲锋，甚至如何在临潼华清池的激战中冒着枪林弹雨捉住蒋介石的细节。

他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在公众心中重塑自己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章引发了一定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拍摄电影《西安事变》时，甚至采纳了他的部分叙述，将他塑造成捉蒋的核心人物。

这一形象一度让人们对他这段“捉蒋英雄”的身份有了更多了解。

即便如此，也有人对他所述的细节提出了质疑，比如，西安事变中的其他亲历者指出，真正率先攻入华清池的部队其实是东北军卫队一营的官兵，而非孙铭九所率的第二营。

1981年，一场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东北军内部事件的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年亲历者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试图理清事件的真相，这场辩论会最终也没有得出结论。

进入晚年后，孙铭九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

1990年，久居台湾的张学良在谈及大陆旧友时，特意提到了孙铭九的名字，说他是“曾经最信赖的青年将领”，这一消息传到孙铭九耳中时，他感慨万分。

1991年，日本NHK电视台的导演来到上海，带来了张学良的录像采访。

在录像中，张学良亲口说出对孙铭九的思念之情，孙铭九望着屏幕上那位已满头银发的老友，心中百感交集。

相隔多年，命运各异，但曾经的那份兄弟情谊，却未曾改变，他忍不住潸然泪下。

2000年4月8日凌晨，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因病去世。

临终前，他选择将丧事从简处理，甚至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以这种方式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

尘埃落定，孙铭九的名字，也随着他捐出的躯体一起，消融在了时间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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