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刘彻谁对中国历史影响大？

公元550年，东魏元善见被迫禅位给高洋，被押离皇宫时，元善见大声朗诵起：“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这是《后汉书》里的汉献帝赞。 这一年， 离范晔写成《后汉书》有100年， 离汉献帝禅位有330年， 离司马迁写成《史记》有640年。 《史记》的传记结尾都有一段太史公的评语，之后的史书延续了这个传统。 司马迁开创的历史记录，让一个鲜卑人皇帝，在人生最恐惧的时候，从三百年前汉献帝的身上找到了感情寄托。

公元551年，元善见逊位的第二年，北齐开始组织编写《魏书》，《魏书》开篇就写北魏皇族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代，当时的北齐，鲜卑军功集团还占有绝对优势，可见对于鲜卑上层来说，他们认可自己作为黄帝后裔的身份。 司马迁的《史记》塑造了黄帝这个人文始祖，“圣人同祖”（就是所有大人物都来自同一个祖先）虽然是战国时诸子百家的开创，但司马迁第一次把传说系统写成历史。之后无论是汉人还是胡人，不管是自愿还是刻意，都把黄帝当作自己的祖先。

司马迁把《左传》的帝王世系和《国语》的人物传记结合起来，开创了纪传体。通过人物串联历史，因为卫青霍去病李广张骞，才让人记住汉武帝时代。司马迁的这个创意，让古代中国变得很丰满完整。

武力强权只能是一时，没有司马迁塑造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没有司马迁串联起来的人的共同情感，刘彻只是过眼烟云而已。

当司马迁面对宫刑和死刑抉择的那一刻，这个人注定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座最高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