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年以前，一个公社一个武装部，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一辆机普车，一个大队一部手摇式转接电话机，晚上照明用的煤油，猪肉凭票五六毛钱一斤，穿衣每人1丈5尺布票，上高中书杂费全年2块四毛钱，一个馒头3两粮票7分钱，最大的票子是拾圆大团结，没有自行车，土地集体所有，挣工分，交公粮，一个大队一个卫生所，有病3，2毛钱的药片一吃就好，基本上不生病 在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中。1957年，位于北方的刘口子地区成立了高级社，标志着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个高级社由四个初级社合并而成，包括刘口子、任洼子、贾塬和四川掌。在合并过程中，社员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除了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自留羊外，几乎全部纳入集体所有。 这种集体化的模式要求每个社员将其财产，如土地和生产工具，投入公共池中。为了公平起见，这些资产被按照初级社时的估价进行了折价，折价款根据社员的人数平均分配。 那些资产值超出平均数的社员，其超额部分被称为“长款”，这部分资金被存入公积金，不得私自领回。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刘口子地区进一步加强了集体经济。成立了人民公社后，刘口子大队约有200余人，实行了更加统一和集中的管理与分配体系。 社员的工作由记工分来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一本《工分手册》，其中详细记录了日常的工作量和年度总结，确保粮食分配的公平性。 在任洼子，生产队的划分进一步细化，任洼子分为第二队，其他队伍分别位于不同的区域。尽管刘口子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刻变化，但农民的生活并不容易。 春季，任洼子的妇女们，包括李存英、张园花和鲁风英，被派去附近的洪德三里桥参与大坝的修建工作。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由于当地缺乏适当的住宿设施，工人们不得不在山上挖掘小型窑洞居住，环境潮湿且拥挤。 刘口子大队主要由刘口子地区的妇女民工组成。这支队伍被命名为山城连刘口子班，刘建武不仅担任班长，还肩负着推动队伍向前发展的重任，他的目标是使刘口子班成为先进典型，获得表彰和奖励。 刘口子班的日常工作十分艰苦。成员们通常在天还未亮时开始工作，中午休息约两小时，直到天黑才结束一天的劳作。 为了提高效率，晚饭后，她们常常需要继续工作三到四小时。这种工作节奏虽然极为繁重，但由于使用的是大灶供应的不限量食物，加之当时还未普及架子车，主要依靠筐担人工搬运，使得运输土方等物质的工作显得尤为艰难。 尽管条件艰苦，但据刘建武生前所述，那些大多数年轻约二十岁的女工们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似乎并不觉得过于疲惫。 经济上的困难是刘口子班成员常面临的问题。当时货币极为紧缺，许多民工，包括刘建武的母亲，经常身无分文。在这种情况下，刘建武决定从刘口子生产队的公款中借出一元钱给每位队内的妇女，而其他三个生产队的妇女则未能得到这样的帮助。 这种不均等的资金分配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显现，比如刘建武的母亲曾经在一个商店外羡慕其他妇女为孩子购买物品的场景，自己却因为经济拮据无法为尚未满一岁半的孩子买一顶小帽子，这件事让她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工业劳动也在稳步推进。据记载，从8月23日开始，全县开始集中劳力在甜水堡九连山进行采矿和炼铁工作。 到了9月中旬，参与炼铁的民工数量增加至13,000人。任洼子生产队也派出了任春彦、任广彦、李仲兴、李文魁和任美彦等七人加入炼铁工作，半年后他们结束了这段辛苦的工作经历，返回家中。 12月3日，为了支持甘肃省的引洮上山水利工程，全县共抽调了1290名劳动力。这项宏大的工程旨在改善当地的灌溉系统，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刘口子大队也参与了这一工程，派出了五名队员，包括李俊英、刘建国、刘述俊和梁天元，他们在1959年秋季才返回家乡。这一劳动力的调动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直接影响。 尽管大量劳动力被抽调，刘口子村的生产力并未因此削弱。相反，在剩余的老弱病残的共同努力下，1958年该村实现了农业大丰收。特别是在粮食生产上，人均产量超过了1000斤。然而，由于劳动力不足，一些作物如洋芋未能及时收割，部分产量因寒潮而损失。 此外，1958年，刘口子村还着手改善教育设施，建立了第一所小学，这标志着教育资源开始向农村地区扩展。学校的建立不仅提供了基础教育，还有助于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意识，促进了乡村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 参考资料：中共环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 中国共产党环县历史[M].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