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以“私产”为由请求归还祖宗牌位，没想到故宫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他哑口无言，羞得满脸通红。 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溥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赦，结束了他作为战犯的身份，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获得特赦后，溥仪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他在北京城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每天，他都要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往他工作的地方。 适应平民生活对溥仪来说并非易事，他从小就生活在深宫之中，什么事情都有人服侍，从来不用自己动手。 现在，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如何与人相处。他要适应一个全新的身份，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 他虚心向周围的人请教，学习如何做家务，如何与人交流。他慢慢地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享受这种简单而平静的日子。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仿佛重新活了一次。 就在溥仪逐渐适应平民生活的时候，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传来。 原来，故宫方面因太庙年久失修，墙体出现严重破损，决定将清朝历代帝王的牌位和画像迁移到其他地方妥善保管。这其中，就有溥仪祖先的牌位。 得知这个消息后，溥仪感到万分悲愤。他立刻想起了那些祖宗牌位的历史渊源。 在清朝的鼎盛时期，每当新皇帝即位或者逢年过节，太庙内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历代帝王的牌位被安放在太庙中，受到后世子孙的顶礼膜拜。那气派恢宏的场面，那庄严肃穆的氛围，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溥仪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幕幕祖先牌位的往事，他想起了乾隆皇帝的牌位，那可是清朝最具传奇色彩的牌位。 相传在辛亥革命后，乾隆的牌位辗转流落到了国外，又在德国人收藏多年后回到故宫。牌位上镌刻的龙纹栩栩如生，描绘的乾隆庙号熠熠生辉，诉说着昔日的荣光。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通过法律途径，向故宫申请归还这些牌位。 为了这件事，溥仪开始四处奔走，咨询律师，搜集证据。他希望能够证明这些牌位是清朝皇室的私产，理应由皇室后人继承。 他在诉状中写道，皇帝的牌位代表着皇权的传承，是皇室子孙的精神寄托，怎能说移就移呢？ 然而，让溥仪没有想到的是，故宫方面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些牌位自清朝覆灭之后，就已经成为国家的文物，为全体人民所共享。 它们见证了一个朝代的兴衰，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决不能成为某个家族的私产。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溥仪坚持要打这场官司，哪怕耗尽毕生积蓄也在所不惜。 他要向世人证明，自己虽然已经不是皇帝，但仍然是清朝皇室的后人，有权利继承祖先的遗产。 这场官司，不仅关乎牌位的归属，更关乎溥仪能否守住最后的尊严。 面对溥仪的诉求，故宫方面态度非常明确。 他们表示，这些牌位从清朝灭亡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皇室的私产，而是属于国家的文物。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任何人都无权把它倒转回去。 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出庭作证。 他举例说，康熙皇帝的玉玺，乾隆皇帝的宝座，慈禧太后的龙袍，这些物品无一例外都已经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为何单单皇帝的牌位就能破例私有呢？ 这位工作人员还反问道，如果按照溥仪的逻辑，那明朝皇帝的牌位是不是也要还给明朝皇室后人呢？ 要知道，他们的牌位在明朝灭亡后，可都被清朝皇帝拿去祭拜了。如此一来，岂不是乱套了？ 庭上，故宫方面振振有词，旁征博引，让溥仪的律师都哑口无言。 而当法官问及溥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时候，溥仪却只能低着头，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只是凭着一腔孤勇在硬撑罢了。 最终，法庭驳回了溥仪的诉讼请求。 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皇帝的牌位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家族都无权索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公民，溥仪应该尊重历史，尊重法律，向前看，而不是沉湎于过去的荣耀。 判决结果对溥仪而言，无疑是一记重锤。 他垂头丧气地走出法庭，感到自己仿佛又一次失去了尊严。 回到家中，溥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饭也不吃。他望着墙上年轻时的照片，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锦衣玉食，仪仗队列，祭祀典礼，一幕幕场景在眼前闪现。但很快，他就清醒过来。那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再也回不去了。 几天后，溥仪走出了阴霾。他明白，自己不能再活在昨日的辉煌中，而应该面对现实，拥抱新生。既然已经是一个普通人，就要有普通人的觉悟和担当。 与其纠结于一些身外之物，不如珍惜眼前的生活，努力工作，善待他人。 从那以后，溥仪再也没有提起过牌位的事。他知道，那段历史已经翻篇了。皇帝的牌位也好，皇室的荣耀也罢，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 如今，他只想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这，才是他生命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