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能坐头等舱！”张弼士大怒，当即开了两家航线一样的船运公司，虐得那些德国人不得不上门道歉求饶。   1898年，香港的码头上，张弼士站在船票售卖窗口，手中握着撕碎的船票，面色阴沉。   德国轮船公司宣称，头等舱之票仅售予其洋姨太太，而张弼士及其下属，因是中国人，只能去普通舱落座。   张弼士怒不可遏，对着海风愤愤地说道：“以后我的船，德国人一律不准上！”   这位从广东大埔走出来的客家人，凭着一股子狠劲儿，从南洋的打工仔一路打拼到华人首富，财富足以比肩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   小时候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所以小小的张弼士只在父亲的私塾里跟着读了三年书，就得出去谋生了。   18岁那年，灾荒使得一家人难以为继，他毅然决然孤身赴南洋闯荡，只为寻一线生机。   初到南洋的张弼士既没有背景，也不会外语，只能来者不拒，什么活儿都接。   白天扛麻袋，晚上打零工，靠着吃苦耐劳，一步步在底层摸爬滚打。   幸运的是，他结识了当地华人米行老板温老板，凭借聪明和勤奋，张弼士成了米行的账房先生。   后来温老板见这小伙子实在聪明伶俐，又十分有能力，便做主把女儿嫁给了他，张弼士的商业头脑也迅速显现。   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巴达维亚，但本地却买不到他们喜欢的酒。张弼士于是开办了自己的酒行，专门引进各国美酒，生意迅速火了起来。   他不仅拥有了米行和酒行，还涉足垦殖业、金融业、工业等多个领域，逐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到19世纪90年代，张弼士的资产已经达到8000万两白银，超过了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成为当时南洋最富有的华人商人。   然而张弼士并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如何与殖民政府打交道，同时也不忘心系祖，果断拒绝了荷兰、英国殖民当局的封官赐爵。   1898年的“轮船事件”让张弼士彻底爆发，他说到做到，回到新加坡后立即筹集资金，创办了“裕昌”和“广福”两家远洋轮船公司。   这两家船运公司不仅与德国轮船公司正面竞争，还将票价压到对方的一半，并规定：德国人，不准上他的船。   致使德国轮船公司于东南亚的业务急转直下，几近停业，其经营状况惨不忍睹，呈一落千丈之势。   最后，德国公司不得不低头道歉，取消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   1900年，黄河口决堤导致灾民无数，张弼士旋即在南洋多方筹措，慷慨解囊，捐出百万银两，以赈济受灾之民。   回国之际，他目睹汕头百姓深陷困苦生活之中，遂慷慨捐资构建“育善堂”，助力贫困孩童求学读书。   此后，他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兴办了众多华文学校，助力海外华侨子弟得以接受教育，为传承中华文化贡献力量。   当清政府逐渐走向衰亡时，张弼士看到了民族革命的希望，他暗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资助同盟会，并利用自己在南洋的影响力，为革命党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不仅捐赠巨款，还与南洋华侨商会一道，帮助孙中山巩固革命成果。   1916年，张弼士在南洋去世，享年75岁。他死后，南洋华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为他降半旗致哀。   (源于：《航海》1987年05期，张弼士办轮船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