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农业学大寨曾是一代人的回忆。 大寨，这个嵌于群山之间、朴素无华的小村落，至今仍保持着它那份宁静，仅有二百一十六户人家，五百二十三位村民在这里世代耕作。然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大寨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天之内竟能迎来多达两万名参观者，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以至于解决众多人的餐饮问题都成了一大挑战。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大寨累计接待的参观者人数惊人地达到了九百六十万之众。其中，1967年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68年更是攀升至二百万人次，而到了1969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二百七十六万。在这段辉煌的历史中，周恩来总理曾三次亲自陪同外宾莅临大寨，为这个小山村增添了无尽的光彩。 当周总理找他谈话，提议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将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时，陈永贵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连忙推辞道：“总理，我文化水平低，实在胜任不了这个职位。”周总理则严肃地回应道：“永贵啊，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要服从党的安排。这也是主席的意思。” 与文学作品中样板戏所塑造的女性英雄形象往往缺失真实女性特征一样，大寨的铁姑娘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她们时常提起“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这些口号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使铁姑娘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插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女都一样”的口号鼓舞着妇女们向男性看齐，多做贡献。 “大寨一直秉持着大公无私的精神，我们铁姑娘也不例外。实际上，大寨的妇女们付出的努力并不比男人少。劳动之余，我们还要照顾孩子、洗衣服、做饭。然而，在工分上，男人的最高分是10分，而女人的最高分却只有8分。从一开始劳动，这种不平等就存在了。男人们刚参加劳动时，大概十二三岁就能得到5分，而我们女孩子同样年龄参加劳动，却只能得到2分或3分。其实我们并不比男人干得少。不过，我们并不在乎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多点少点无所谓。” 1968年1月，为了推动农村的“斗、批、改”运动，农业部在大寨召开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这次会议吸引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除西藏外）。会议形成的《纪要》高度评价了大寨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劳动管理经验，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是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正确方向，也是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办法。 除了劳动计酬办法外，大寨实行的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和限制社员家庭副业的做法也得到了肯定。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学大寨会议，它在夺权、大批判的政治局势下召开，对于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会后，各地纷纷派出大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大寨逐渐成为推行“左”倾农村政策及其农村经济模式的样板。 1964年，年仅16岁的郭凤莲脱颖而出，成为了大寨“铁姑娘队”的队长。她带领铁姑娘们与男社员并肩作战，共同改造家乡的落后面貌。经过艰苦的努力，她成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万众瞩目的模范，并被选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 然而，到了1978年前后，对大寨的质疑声开始此起彼伏。不久之后，郭凤莲作为陈永贵的继任者被调离了大寨，前往晋中果树研究所担任副所长。自此之后，大寨的集体经济陷入了困境，所谓的集体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直到1991年，组织上再次将郭凤莲调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回到大寨后，立即筹借了五千元钱，租了四辆汽车，带领每家出一个人共一百三十人前往曾经学大寨的典型——涿鹿县高前村参观。 他们发现，由于发展多种经营，那里的农民大多住上了两层楼，生活富裕的程度令大寨人几乎不敢相信。1992年春，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又乘坐火车前往上海这座中国最先开放的城市。在那里，郭凤莲了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厅。她对着麦克风唱起了曾在虎头山上唱过无数次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南泥湾》。那一夜，郭凤莲对大寨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憧憬，久久无法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