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雄的90多岁老兵，拿着两瓶酒找到里长刘德文，借着酒劲说：“你可不可以在我死后，背我的骨灰回家，葬在我父母坟前”。 刘德文，1967年生于台湾屏东县，长大后，他在高雄的一家银行工作，直至1997年，他买下了位于祥和里的一处住宅，这里曾是多位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至台湾的老兵的聚居地。 搬入祥和里后，刘德文了解到这些老兵，大多未婚，孤独终老。刘德文逐渐成为这些老兵的依靠。 某次雨天，刘德文外出办事，偶遇一位拄着拐杖缓慢前行的老兵。 尽管老人只需行走五百米的距离购买午餐，但老人艰难的步伐让刘德文心生惋惜。 因此，他决定动用自己的积蓄，为这些老兵提供免费的送餐服务。 刘德文没有工资收入，全家的经济来源仅依靠妻子的薪水，加之育有一对子女，家庭财务状况并不宽裕。 然而，面对这些为国家立过功的老兵，刘德文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送餐的责任。 刘德文与这些老兵之间的交流特别顺畅，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背景，口音迥异，但这并未成为双方沟通的障碍。 刘德文哪怕是通过电话也能清晰地辨认出对方的声音。 一位名叫蔡万章的老兵，曾经是国民党远征军的一员，随孙立人将军在滇缅边境对抗日军。 蔡万章曾是一名连长，他讲述的战场经历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细节，其中一次激烈的战斗令他的连队伤亡惨重，一夜之间，连队从几十人减少到仅剩七人。 战场上的兄弟们互相交代，如果有幸生还，务必将阵亡的战友带回家乡。 这些故事深深触动了刘德文。 2003年，刘德文开始帮助已故老兵的骨灰返回他们在大陆的故乡。 就在他的服务生涯中，有一位姓高的99岁高龄老兵在生病住院期间，特意叫刘德文到病床前，感谢他多年来的关怀和照顾。 这位老兵随后不久去世。 在2003年，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兵，将自己未来的希望寄托给了刘德文，希望他能将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的老家，安葬在父母的坟前。 刘德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位老兵的遗愿。 不久之后，老兵去世。 他在2004年联系到了老兵在大陆的亲属，并自费携带老兵的骨灰前往湖南。 他从此被称为“灵魂摆渡人”。 面对逐渐增多的老兵们将生命的最后归宿托付给他，刘德文始终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请求。 然而，这条帮助老兵“回家”的路并不易走。 家庭的经济状况本已不宽裕，刘德文的这一行为无疑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为了让妻子理解这份使命的重要性，2006年，刘德文带着妻子前往山东莱阳，将一位老兵的骨灰送回其弟弟手中。 弟弟见到久别的兄长骨灰，悲喜交加的场景让刘德文的妻子深受感动。 在经济紧张的情况下，刘德文一家的生活极为节俭，连夏日炎炎也不舍得安装空调。 在送骨灰的路上，刘德文总是选择最经济的交通方式和住宿，甚至有时候夜宿车站或旅馆大厅。 为了表示对逝者的尊重，刘德文经常会预留额外的座位和床铺。 尽管这样的生活极具艰辛，刘德文从未计较过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少金钱。 他的父母也资助了超过40万元人民币。 在刘德文看来，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事业。 随着刘德文的事迹传播开来，许多大陆民众也开始联系他，希望他能帮助寻找他们亲人的骨灰。 虽然有些骨灰的寻找工作异常艰难，如同大海捞针，但刘德文始终没有放弃。 即使在一次搜寻中不慎从山坡摔下，摔断了两根肋骨。 每当成功帮助一位老兵的骨灰返回故乡，刘德文和他的妻子都会感到非常高兴，偶尔庆祝的方式仅仅是共享一碗简单的阳春面。 刘德文从不简单地将骨灰送达后就匆匆离开，而是陪伴每位老兵的家属，直至安葬仪式的完成。 在这个长达近两十年的过程中，刘德文与许多老兵的家属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或“舅舅”。 2016年，在一次搜索老兵骨灰时，刘德文不慎跌落墓穴，断了两根肋骨，住院7天。 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要完成对两位重庆老兵的承诺。 他的儿子，当时只有15岁，勇敢地选择跟随父亲，帮助完成这两位老兵的最后心愿。 2017年，当高雄地震发生时，刘德文接到了无数来自大陆亲人的关心电话和信息，他们焦急地询问刘德文及其家人的安危。 然而，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刘德文的这项使命暂时遇到了障碍。 疫情期间，他无法如期将13位老兵的骨灰送回大陆，这些骨灰坛被暂时存放在他家中。 尽管刘德文无法继续他的跨海送葬行动，但他并未停止努力。 通过“头条寻人”这个平台，他继续协调沟通，为老兵们寻找他们的亲人。 刘德文希望疫情尽快过去，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帮助更多老兵回家。 参考文献：[1]陈键兴,章利新.台湾里长刘德文:送老兵骨灰魂归大陆故里[J].法律与生活,2018,0(17):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