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袁世凯开始进食：20个鸡蛋，1碗鸡丝面，1盘包子。期间嚼鹿茸，喝参汤，正餐均是肉。结果，问题大了!

袁世凯，自二十五岁步入官场起便展现出对身体健康的极端关注。据多处历史记载，他每日大量食用人参和鹿茸，这种习惯不仅反映了他对长寿与权力的渴望，也揭示了他对自身形象的精心塑造。频繁的进食导致他常常口鼻流血，显示出这种饮食方式对身体的严重负担。 随着官职的提升，袁世凯并未停止对滋补品的追求，反而在饮食上愈加奢华。他特意雇佣了两位奶妈，供应新鲜的牛奶，这在当时已是罕见之举。相比今日蒙牛等企业的规模，这样的私人供应显得尤为奢侈，彰显了袁世凯对生活品质的高标准追求。然而，这种奢华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和地位的无尽追求，他希望通过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维持健康，从而延续其政治生涯。 袁世凯的饮食习惯并非表面上的奢华，而是另有深意。一次，有官员目睹他进餐，看到的只是简单的两尾鲫鱼、一个白面馒头和一碗小米稀饭，便感动地称赞他节俭。然而，事实却大相径庭。那些鲫鱼来自黄河边，经过精心挑选并用猪油长途运输而来；小米稀饭选用的是上等山西贡米，每一粒都经过严格筛选；而看似简单的佐料，实则是由东北鹿茸精制而成的细末。这一切背后，透露出袁世凯对品质的执着和对外界认知的巧妙操控。 袁世凯的饮食习惯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生活方式，更折射出当时官场的复杂生态。他通过饮食展示自己的节俭形象，实际上却在背后维持着高昂的生活标准。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既是他个人性格的体现，也是权力斗争中的一种策略。他深知，作为高官，形象的重要性不亚于实际权力的掌握。通过节俭的表象，他赢得了部分官员和公众的好感，同时也掩盖了自己在背后进行的奢侈消费。 每天一大早，袁世凯的一日之计便在于吃。他会在7点准时用餐，一顿早饭往往需要20个鸡蛋、1碗鸡丝面以及1整盘包子。在用餐期间，他还时不时地嚼上几口鹿茸，喝几口滋补的参汤。主食之外，他偏爱的食材非鸭肉莫属，经常是论只地吃。 除了餐餐不离肉之外，袁世凯还热衷于服用各类补品。他把人参、鹿茸等滋补之物当作零食，想吃就吃，有时甚至会直接嚼着入口。在他看来，有了权势和金钱，想吃什么补品就吃什么，根本不必在意花费。 然而，过度的饮食很快就暴露出了问题。据袁世凯当时的管家陶树德回忆，袁大人除了早餐丰盛之外，一日三餐从未落下，而且食谱花样百出。10点要喝一碗鹿茸汤，11点再来一杯参汤，中午则是满满当当的肉食大餐。下午茶还少不了西式点心，用过晚膳后再大补特补一番。如此的饮食习惯，实在是令旁人瞠目结舌。 袁世凯还有一个古怪的嗜好，那就是用餐时必须等家中老小们都到齐了，他才肯动筷。这本是美德，体现了一家之主的威仪，可他用餐期间总爱给旁人夹菜，倒也惹出些笑话。有一回大儿子袁克定刚吃饱，便想先告退，不料袁世凯硬是给他夹了一大个热腾腾的馒头。 儿子碍于尊长面子，只好硬着头皮接过，可自己实在吃不下了，便把馒头偷偷塞进了袖筒里，烫得胳膊都红了一大片。 袁世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注重养生之道的人，实际上他的饮食习惯却适得其反，最终害了自己的身体。由于长期食用高热量的食物，再加上运动不足，袁世凯的体重一度飙升到了170斤，而他的身高却只有153公分。 严重的肥胖导致他经常坐着不动，连工作也是坐着处理公务，久而久之，脚上的毛病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难以治愈的地步。 1915年12月12日，北京中南海内，袁世凯正式宣布继位，试图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迅速遭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对。各地的民众、革命党人以及不少原本支持他的军阀势力，都对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表示了坚决的抵制和反对。 袁世凯的称帝计划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其长期政治野心的体现。然而，面对内忧外患，他的帝制梦显得异常脆弱。外部，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和压力不断增大，内部，各地将领纷纷割据一方，形成对立局面，中央权威难以维系。此外，袁世凯的家族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亲信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加剧，使得他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动摇。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袁世凯逐渐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困境。他意识到，自己的帝制计划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和军队支持，难以维持长期的统治。面对四面楚歌的局面，袁世凯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无奈。他曾试图通过各种手段稳固自己的权力，包括拉拢盟友、镇压反对势力，但效果并不显著，反而加深了各方的敌意。 最终，袁世凯在多重压力下被迫放弃称帝的念头，于1916年3月22日正式退位。这一退位不仅标志着他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也象征着中国帝制复辟的彻底失败。退位后的袁世凯身心俱疲，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压力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的精神状态因连续的挫折和失望而日益崩溃，身体也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最终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