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上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正在给一名性工作者注射新胂凡纳明，用于治疗花柳病。 1946年8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文章。文章披露了上海市卫生局性病防治所的一份娼妓检验报告，数据触目惊心:在1946年2月至5月底接受检验的1928名性工作者中，高达65%的人患有花柳病。这个数字令人震惊，意味着在当时的上海，超过六成的性工作者都染上了这种病。 报告进一步揭示，花柳病在不同等级的性工作者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上海，性工作者被分为头等、二等、三等等不同等级，其中头等妓女的地位和待遇最高。数据显示，头等妓女的花柳病患病率相对较低，而其他等级的性工作者患病率则高达惊人的85%左右。这反映出，那些地位低下、生活贫困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感染花柳病，她们往往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也缺乏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 面对如此严峻的花柳病泛滥现状，《申报》在文章中发出了急切的呼吁。它呼吁当局尽快出台妥善的法律规定，加强对性工作者和嫖客的管理，遏制花柳病的进一步蔓延。同时，《申报》也提出，在正式禁止娼妓之前，应该广泛征求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的意见，以期从法律和社会层面入手，彻底解决这一复杂而棘手的问题。 事实上，花柳病在上海的泛滥已经由来已久。追溯其根源，不得不提到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后的社会乱象。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上海的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失业人口激增，生活陷入绝境的妇女不得不沦为性工作者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战争导致卫生条件恶化，缺医少药，为性病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后，上海虽已光复，但战争的创伤还远未平复，花柳病泛滥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后遗症。 尽管《申报》等媒体多次呼吁，上海市民也深受其害，但花柳病问题依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缓解。究其原因，除了战后百废待兴、医疗资源匮乏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上海还没有一套系统、有效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缺乏全市统一的防疫规划，缺少必要的隔离和封锁措施，也没有对易感人群进行大规模筛查和治疗。这些都为花柳病的持续流行埋下了隐患。 总的来说，1946年《申报》披露的这则娼妓检验报告，揭示了当时上海花柳病泛滥的严峻现实，敲响了警钟。它不仅反映了性工作者群体的悲惨处境，也凸显了上海在公共卫生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漏洞。这则报告的出炉，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推动了上海市政府和公众对花柳病问题的重视，为此后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奠定了基础。 1946年6月，上海笼罩在花柳病的阴霾之下，就在此时，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来到了这座城市。他们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派遣的医疗工作者，肩负着援助上海抗击花柳病的重任。 UNRRA工作人员在上海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救助工作。他们深入花柳巷陌，对性工作者进行体检，为她们注射新胂凡纳明等药物，用于治疗花柳病。在那个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年代，这种新药的问世无疑为花柳病患者带来了希望。据医学专家介绍，新胂凡纳明是一种砷剂，对梅毒等花柳病有较好的疗效，而且不良反应相对较小，是当时治疗花柳病的首选药物。 除了为性工作者提供诊疗服务，UNRRA工作人员还注重宣传教育工作。她们向性工作者普及预防花柳病的卫生知识，发放宣传册，教授正确的安全套使用方法。在她们的努力下，许多性工作者第一次意识到，花柳病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疾病，而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常见传染病。 令人敬佩的是，UNRRA工作人员始终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投身于这项事业。他们中有医生、护士、社工等，来自世界各地，却因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了一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们远离家乡，甘愿奔赴一个陌生的国度，冒着感染的风险，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他们无私无畏的品格感动了无数上海人。 然而，大家也清醒地认识到，单靠注射新胂凡纳明和宣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花柳病的泛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根源在于贫穷、愚昧、战乱带来的种种弊端。要从根本上控制花柳病，还必须在多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 首先，要加强对性工作者的管理和保护。定期对她们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治疗感染者，切断传播途径。同时，还要给予她们必要的生活保障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她们摆脱困境，过上体面的生活。其次，要加大对嫖客的惩戒力度。通过严厉的法律制裁，提高嫖娼的违法成本，从源头上遏制花柳病的传播。再次，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防病宣传教育。加强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提高全社会的防病意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几个月后，随着UNRRA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上海性工作者的花柳病感染率开始逐步下降。据《申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上海人深知，彻底根除花柳病仍然任重而道远。 纵观历史，1946年UNRRA在上海展开的这场抗击花柳病的救助行动，虽然局限于一个城市，但它却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