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4万日军面对1万唐军的碾压式进攻大败亏输。日本当时的竹弓、竹甲、竹矛对比唐军的角弓、陌刀、马槊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武器。 日本称臣后开始全面学习大唐，横刀和槊传到日本，受限资源少和身体限制，日本将槊小型化，演变成日本长枪，成为以后一千多年里的主力兵器，以至于我们在日本历史常看到“贱岳七本枪”等等一群用枪的武士。 663年白江口之战不仅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对抗，也是东亚力量格局重大转变的象征。 本战役源于唐朝和新罗的联盟，共同对抗曾经与日本（当时称倭国）有深厚关系的百济王国。 从369年百济太子赠倭国奇特的七枝刀开始，倭国与百济的盟友关系逐渐深化。百济在多次王位更迭中，经常得到倭国的军事支援。特别是在405年阿华王去世后，倭王赞出兵援助百济，重塑了双方的盟友关系。 这种盟友关系并未受佛教传入影响，尽管百济圣王曾试图以佛教联结双方，但百济在面对高句丽和新罗的双重压力下，仍旧依赖倭国的军事支持。 倭国对百济的支持不是无条件的。从古代日本的历史记录中可见，倭国对百济王室的控制极其深入。甚至在倭国历史上有几次，倭国直接介入百济的王位继承问题，如护送直支王登基，显示了倭国对百济政权的影响力。 502年，倭王武最后一次出现在南朝史书中，此后近百年时间里，倭国与中国的交流鲜有记载。直到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倭国重新派遣使者至中国，标志着两国交往的恢复。 此时的倭国使者是一位名为“阿每多利思北孤”的男性，其名在《隋书》中有所记载。与此同时，《日本书纪》则记录了女天皇推古天皇的在位，此中的矛盾让人难以解释这位男性倭王的真实身份。 《隋书》中还提到了名为“和歌弥多弗利”的倭国太子，这一名称可能指向历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隋文帝曾对倭国使者的风俗表示兴趣，并提出整改要求，但具体细节不为《日本书纪》所记。 到了607年，隋炀帝接到了百济武王扶余璋的使者，请求联手讨伐高句丽，却发现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并无实质敌对。 同年，倭国又一次遣使至隋朝，递交了由圣德太子撰写的国书，其内容因自负而引起隋炀帝的不满。这份国书在当时看来是一种挑战隋朝威严的行为，引发了隋朝对倭国的不满。 隋朝在隋炀帝的统治下三次试图征服高句丽均未成功，隋炀帝最终病死，国破家亡。倭国的外交活动在隋唐更替期间显得尤为频繁。 631年，隋朝灭亡后不久，唐太宗接待了来自倭国的使节，并对他们表示满意，赠予诏书并允许他们不必每年进贡。 隋朝与唐朝期间，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在变化。唐军一度攻占百济，随后撤军，留下的军事真空使得百济的复兴军得以抬头。这些力量以任存山和熊津城为据点，逐步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 在这一过程中，唐朝和倭国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倭国积极介入朝鲜半岛的局势，支持扶余丰等人复兴百济。 645年，孝德天皇将年号改为“大化”，象征着重大的改革和更新。五年后，因为某地献上了象征吉祥的白雉鸡，他又改年号为“白雉”，有时候这一年号也被称为“白凤”。 据历史记载，孝德天皇可能倾向于支持唐朝和新罗。这一点从他时期派遣的遣唐使可以窥见一二。白雉四年至五年间（653-654年），倭国共派出四艘遣唐使船，其中一艘不幸沉没。 然而，中大兄的野心导致他决定迁回大和地区，孝德天皇因此变得孤立无援，最终在悲愤中去世。 中大兄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甚至将已经退位的母亲再次推到政治前台，这导致了后来的皇位变动和年号使用的混乱。 此后，齐明天皇继承了皇位，她继续使用“白雉”年号。 到了660年，情况有了显著变化。唐朝为了消除百济的威胁，与新罗联手，对百济进行了军事打击。 唐高宗派遣苏定方将军与新罗兵力合作，成功攻下了百济的王都。百济的政治结构因此崩溃，倭国失去了在朝鲜半岛上的重要盟友。 663年的白江村之战，倭国为了支援还未完全失势的百济，派出大军。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江村与倭国水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倭国的彻底败退，这一失败直接影响到倭国在随后近九百年的外交政策，直至丰臣秀吉时期才再次尝试对朝鲜半岛的军事扩张。 随着百济的覆灭，很多百济流亡者涌入倭国，这使得中大兄不得不对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 参考资料：董健.破局与再兴：百济迁都泗沘历史背景钩沉[J].大连大学学报,2023,44(02):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