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26日，被关押了8个多月的李瑛被带出牢门，监狱长对她说：“今天叫你来认一个人，这个人是你原来的丈夫。”
李瑛掷地有声地说：“认就认，但我绝不会乱咬人！”
不一会，李瑛被带到了法庭上。在那里，她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因为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浑身伤痕累累。他头发很长，泰然地站在那里，离妻子只有两三米远。李瑛看到丈夫，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她的丈夫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大名鼎鼎的邓中夏。
邓中夏看了妻子一眼，还不等法官问话，他就说：“我不认识这个女人！”这是给李瑛的一个明确暗示——他们不能相认！否则就会没命。
法官当即拍案大叫：“没有问你，你为什么说话？”邓中夏却不动声色。法官对李瑛说：“你认真看看，是不是认识他？”看着心爱的丈夫，李瑛干脆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法官还是不甘心，又说：“你再仔细看看，一定能认识的。”
李瑛再次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邓中夏也表示和李瑛没有任何关系，法官只得无奈退庭。
邓中夏被人带走了，李瑛眼睁睁看着丈夫从身边走过去，却不能说出只言片语。这对在革命中患难与共的夫妻，狱中相见却不能相认，只得把深情的一瞥留给了彼此。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别竟然就是永诀！
9月21日，蒋介石下了处决令。
邓中夏是湖南宜章县人，出身书香世家。23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书期间，邓中夏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是早期成员之一。次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邓中夏担任北方部主任，领导北方工人运动。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中，邓中夏与同乡李启汉相熟。李启汉也是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志同道合的两人成为挚友。因为这层关系，邓中夏认识了李启汉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妻子李瑛。
1926年初，李启汉回湖南老家，把母亲和给人做“童养媳”的妹妹李瑛接到广州一起生活，住在广州贤思街的“龚寓”。这里，就是省港罢工总会的联络点，邓中夏、李启汉都住在这里。
李启汉已经结婚，他们一家住在楼上；32岁还单身的邓中夏住在楼下，他经常去李家蹭饭。就这样，他与李瑛相识了。
当时李瑛才17岁，她从小吃尽了苦头。跟着哥哥来到广州，才摆脱了当“童养媳”的可悲命运。邓中夏很喜欢这个女孩，和李启汉一样也叫她“妹妹”，他一有时间就教她文化，给她讲革命道理。
在哥哥和邓中夏的影响下，李瑛也积极参加省港大罢工，投身革命。她和工人们一起读夜校，帮邓中夏送文件、送稿子。
渐渐地，在频繁的接触中，邓中夏爱上了这个好学上进、聪慧可人的女孩。李瑛也对一表人才、意志坚定的邓中夏倾慕不已。
两人暗生情愫，哥哥李启汉看在眼里，索性给他们当了牵线的红娘。就这样，相差15岁的两人走到了一起。
1926年8月，邓中夏和李瑛喜结连理。他们结婚那一天，亲友们来到“龚寓”，向新人贺喜。但是亲友们进了门，却不见了新郎和新娘。
原来，邓中夏一早就把新婚妻子带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他意味深长地对妻子说：“妹妹，要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烈士。”这句话，也为他们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婚后，夫妻二人十分恩爱，齐心革命。邓中夏对善良又贤惠的爱妻百般呵护；李瑛和丈夫站到一起，积极投身到罢工斗争，并于这一年的11月入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启汉不幸牺牲。
在国民党发布的“秘字第一号通缉令”上，邓中夏名列第27位。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邓中夏先后辗转武汉、上海、香港等地，妻子李瑛义无反顾地追随他四处奔波，陪在他身边。
1928年，邓中夏去了莫斯科。第二年，李瑛也在组织的安排下，带着孩子千里迢迢去苏联与丈夫相会。
他们秘密越过满洲里进入苏联，当时天寒地冻，母子俩吃尽了苦头。邓中夏在莫斯科火车站接到妻儿，他们一家三口，紧紧相拥在一起。
在莫斯科的那两年，是他们夫妻最为幸福、最为安宁的一段时光。多年以后，李瑛回忆起在莫斯科的那段生活，语气中尽是甜蜜与惬意。
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6月，由于工作需要，邓中夏不得不告别妻儿，先行回国。由于孩子太小，李瑛不便同行，暂时留在莫斯科。
邓中夏回到上海后，组织派他前往洪湖，领导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斗争。
但当他为革命日夜操劳之时，却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打击。那段时间，是邓中夏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一个阶段。他被撤掉一切领导职务，责令离开红二军团，回上海检查错误，听候处理。
回到上海后，邓中夏居住在公平路小弄堂的一间加盖的小阁楼里。
由于身份特殊，他不能出去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连基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甚至病倒了也没人管。
妻子李瑛那时已经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在隐蔽战线的情报部门工作。她多次向组织提出：要和邓中夏住在一起，以便照顾他。
她坚定地表示：“只要他还是共产党员，他就还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生活在一起。”最终组织上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她调离情报部门。
回到丈夫身边，为了生活，李瑛去一家日本纱厂当学徒，挣钱养家。她每个月的工资只有7元钱，其中3元用来付房租，剩下的4元钱就是夫妻俩的生活费。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就是他们夫妻之情的底色。
邓中夏不忍妻子一个人如此操劳，就主动负担起全部的家务。天还没亮，他就要起床生火，做饭、洗衣。他总是想办法给妻子弄好吃的，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吃，这让李瑛既感动又心疼。
虽然穷困潦倒，邓中夏还是深情地安慰妻子：“妹妹，一个革命者要吃尽苦中苦啊！我们能被眼前的苦吓倒吗？”
看着丈夫坚毅的眼神，李瑛也坚定地点点头。
就这样，熬过了大半年，李瑛转为熟练工，每月工资涨到了每月15块。但是她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每况愈下。
当时她已经有孕在身，而纱厂为了压榨人，规定女工不得怀孩子，否则就开除。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上身体不好，李瑛早产了。
这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大革命失败后生下的，因躲避敌人追捕，孩子不幸夭折。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因为居无定所无法照顾，寄养在一户农民家里，再也没见过。第三个孩子，在苏联是因为患了肺炎，不治夭折。
然而为了能保住在纱厂的工作，夫妻俩商量后，不得不忍痛将第四个孩子送人。母子连心啊！孩子被抱走时，李瑛泪如泉涌。
1932年11月，邓中夏终于接到组织的任命，担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李瑛也在全国总工会担任交通员。
又能为党工作了，夫妻俩都很开心。然而巨大的危险，也就此来临。
11月3日这天晚上，邓中夏吃完饭有事要出去。他叮嘱妻子说：“妹妹，这几天外面风声很紧，千万不要随便出去，我一会儿就回来。”
李瑛说：“可是我这里有一份文件，必须送出去。”邓中夏说：“那也要等我回来再说，现在外边很乱。”说完他拥抱了妻子，转身离开了家门。
谁能想到，这竟是夫妻俩的最后一次拥抱。
两个钟头过去了，李瑛见丈夫还没回来。她怕耽误事，在夜色掩护下独自把文件送出去，不料被叛徒发现，当即被逮捕。
李瑛被捕失踪，邓中夏打听了数月，才得知妻子被囚禁在上海法租界的监狱里。
他十分牵挂在狱中的妻子，多次托人前去探望。但是为了不让敌人得知邓中夏的踪迹，李瑛拒绝任何人探望。
邓中夏又数次委托互济会的法律顾问史良，秘密带信给妻子。1933年5月，他终于收到李瑛的回信。夫妻俩互相牵挂，在信中用他们才能看懂的“密语”互通消息，告诉了彼此的情况。
带着对妻子的担忧和思念，邓中夏继续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他和妻子取得联系的几天后，他自己也身陷魔爪。
5月15日的晚上，邓中夏离开住处，去法租界找互济会救援部长林素琴布置工作。可是这时林素琴被叛徒刘宏出卖，已经暴露。邓中夏刚到不久，法租界的巡捕就破门而入，将他和林素琴逮捕。
巡捕们本来是来抓林素琴的，没想到意外遇到了邓中夏。
被捕后，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施义”，在湖南当老师，来上海拜访朋友，只是走错了房间，闹了误会。但是巡捕们不容分说，将两人带走。
邓中夏被捕，组织上立即展开营救，甚至连宋庆龄和何香凝的亲自出面为之奔走，希望法租界尽快放人。国民党的上海警备处要“引渡”两人，著名律师史良出面为邓中夏辩护，驳斥国民党方面的要求。
法租界不明就里，判了邓中夏52天拘留。更加让人欣慰的是，在史良的辩护下，法租界考虑释放“施义”，保外就医。
就在邓中夏即将被释放的关键时刻，林素琴被法租界移交给了上海警备处。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林素琴叛变，供出了邓中夏和李瑛。林素琴的全盘招供，把邓中夏夫妇送上了绝路！
然而面对审讯，邓中夏义正辞严地否认了林素琴的指认。他的冷静，让法官都怀疑林素琴口供的真实性。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邓中夏与李瑛当庭对质，夫妻狱中相见，却不能相认。
对质失败，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过邓中夏。
他们又从多个方面侦查核实，查明“施义”就是邓中夏。上海警备处如获至宝，当即报告给蒋介石。老蒋深知劝降邓中夏没有可能，于是下了密令：“将共产党人邓中夏解到即行枪毙。”
身份暴露，邓中夏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在狱中，他顶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对狱中难友说：“我邓中夏就是化成灰，还是共产党员！”就义前两天，他在《狱中遗言》写道：
“一个人能为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1933年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被押送到雨花台刑场。宪兵问他：“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邓中夏当即反问：“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宪兵指挥官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开枪。
邓中夏血洒南京雨花台，牺牲时年仅39岁。
邓中夏牺牲后，妻子李瑛后来在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她为了继承丈夫邓中夏的遗志，改名“李夏明”。继续为革命事业拼搏奋斗，直到新中国成立。
李瑛后来以邓家媳妇的身份，三次前往邓中夏的故乡，祭奠丈夫。她也曾多次寻找战争年代寄养在群众家里的两个孩子，可惜一无所获。为了革命舍小家，为大家，他们夫妻牺牲了一切。也正是革命先辈的牺牲和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