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宪法的制定可谓是波澜壮阔的一幕。公元1908年，清廷在立宪派的催促下，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份纲要性法律文件犹如一颗石子，激起了历史的涟漪。 这份宪法大纲是由庆亲王奕劻领衔上奏的，内容并不复杂，主要是用法律条文来描述君主大权，似乎在说：“皇帝的权力，岂容小觑？”慈禧太后看后，心中暗喜，立即批准颁布。她的满意，正如那句古话所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此时的她，心中自有一番算计，认为用法律形式保障皇权，便可稳坐钓鱼台。 然而，宪法的意义却如同那张华丽的窗帘，遮掩了真实的窗外风景。慈禧心中其实明白，这份《宪法大纲》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毕竟，清朝的宪政改革从未真正走上正轨，宪法与皇权的关系，犹如一对冤家，难以和谐。 奕劻在奏折中提到，国家若要召开国会，条件尚不成熟，最快也要五年以上，但十几年就太慢了。于是，大臣们商量后决定，九年是个“黄金时间”。这就像是在说：“慢工出细活”，但对于立宪派来说，时间却是紧迫的。 立宪派自清廷宪政改革以来，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主张通过宪政自强，推动国家的进步。尤其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以立宪之姿战胜沙俄，令他们更是振奋不已。立宪派的意见如潮水般涌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朝廷决定立宪，就该快马加鞭，开国会，让大家一起商量国事。 可清廷的算盘打得却是另一种节奏。曾派官员戴鸿慈等人到各国考察，结果回来汇报说，立宪条件不足，至少要准备十五年。立宪派自然不乐意，心想：“国家危机四伏，立宪怎能拖延至此？”这时，湖南宪政讲习所的杨度率先发声，递交请愿书，要求朝廷早日开国会，言辞恳切，恰似春风化雨。 请愿书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全国各地的热情。各地纷纷效仿，立宪的呼声此起彼伏。然而，清廷却仍旧坚持，认为立宪的最终权力必须握在朝廷手中，若真召开国会，地方势力涌入京城，岂不是“众口铄金，舆论喧哗”？ 庆亲王奕劻对此深感忧虑，虽然他心中明白，立宪派的呼声如洪水猛兽，但他更担心的是皇权的根基是否会动摇。于是，他在奏折中请示将预备立宪的时间定为九年，既给了朝廷观察的时间，又表明了立宪在有序推进。 然而，奕劻的这一番苦心，似乎并未能平息立宪派的愤懑。杨度失望地表示，《宪法大纲》将政治、军事和法律大权全部交给君主，远不如日本的宪法。章太炎更是直言不讳，认为《宪法大纲》不过是为了维护皇室尊严，清廷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尽管如此，立宪派人士并未因此气馁，反而选择在现有成果上继续推动立宪。他们相信，《宪法大纲》至少显示了清廷的立宪诚意，民选、国会的梦想并未破灭。于是，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立宪派人士积极上书，要求清廷早日召开国会，推动立宪进程。 《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虽未能满足立宪派的期待，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晚清宪政的发展。它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清廷的专制与腐朽，尽管表面上是自救，实则已是“画蛇添足”。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幕终将成为一段值得深思的往事，留给后人无尽的反思与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