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深夜，国民党上将王陵基接到阎锡山的通知，让马上去领取五万两黄金。王陵基带着手下去取时，发现阎锡山已准备乘飞机逃走。

这天早上，张群带着从云南来的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来到老蒋的住所，一同吃早饭。胡宗南、王陵基、盛文等人也陪着吃饭。

张群对身边的王陵基说：“方舟兄，我吃完饭就要带着三个军长去昆明了。”

王陵基说：“你去昆明干什么？”

张群说：“总裁交待了些事情，需要我向卢汉当面说。”

王陵基劝说：“你昆明都去了多次，能解决早就解决了。近来局势紧张，我看卢汉也不可靠，你最好不要去。”

张群说：“我去就待一两天，不会有问题的。”

到了将近傍晚时分，王陵基又和胡宗南、盛文等人陪老蒋吃晚饭，正吃着，侍卫长俞济时和西南军政副长官钱大钧急匆匆的走进来，说：“糟糕了，张群长官联系不上，昆明机场的飞机只许降落不许飞离，看来是出事了。”

老蒋听后，把筷子一放，走进了旁边的小房子，胡宗南和钱大钧对视一眼，也走了进去。王陵基自知非老蒋的嫡系，因此没有去凑热闹，吃完饭后和盛文等人喝茶聊天。

王陵基待了两个多小时后，见老蒋还在屋里和胡宗南、钱大钧等人嘀咕，见时间也不早了，便回到了住所。

到了深夜，心事重重的王陵基好不容易入睡，却被电话铃声惊醒。打电话的是“财政部长”关吉玉，说是给四川省府拨了一批黄金，让王陵基亲自带人去“中央银行”领取。

王陵基很不高兴的说：“省府的钱都欠了好几个月，我多次申请都遭拒绝，怎么大半夜的突然让取，有事明天再说吧。”

电话挂了不久后，“财政部次长”陈良又打来电话，以哀求的语气说：“王主席，你这个钱这会一定要取。这是阎院长（阎锡山）特批的，要是不取我们不好交差。“

在王陵基的追问下，陈良这才说出实情。原来，阎锡山和关吉玉、陈良这时已到了新津机场，就等着王陵基签字领取留下的五万两黄金后，他们好脚底抹油走人。

王陵基无奈的说：“我派人去领行不行？”

陈良说：“阎院长说必须要你的签字，否则到了台湾若有人问起黄金的下落，就不好解释了。”

对这个“人情”，王陵基是一点都不想要，但陈良都这样说了，他只得很不高兴的通知了省府的几个亲信，带着他们去了“中央银行”。

银行的几个经理见王陵基到了，拿出条子让他签字。王陵基签完字后，几个经理马上乘车向新津机场疾驰而去。

王陵基问留守的一个银行处长：“说是让取黄金，只让我写了领条怎么回事？”

处长解释说：“大家都急着走，所以先办手续，不过请王主席放心，这批黄金正在造币厂改铸，马上就可去取，五万两只多不少。”

王陵基将取黄金的事情交代给同来的亲信后，返回家中补觉，刚睡没多久，又被吵醒了。这次是俞济时派人送被子。这个被子，是老蒋从重庆飞逃成都后，王陵基送的。

送被子的这个举动，让王陵基打了个激灵：难道是老蒋要离开成都？

想到这里，王陵基困意全无，当即叫醒司机，让拉着他去老蒋所住的军校。王陵基的车子距离军校大门还有几十米时，发现老蒋的车队正好驶出。

老蒋到成都后，王陵基每日陪吃三餐，不曾想临到头走的时候，却不通知一声，这是明显的不信任。心中有气的王陵基，让熟悉地形的司机抄小路去机场。

王陵基到机场后，来到老蒋的专机旁，见毛人凤带着十几个特务也在，便上前打招呼。老蒋逃离成都，是极为机密之事，除了随行人员外，只有胡宗南等个别亲信知晓。

毛人凤没想到王陵基也会出现在机场，脸色大变，显得很不自然，王陵基见状，也懒得再理他，便站在一边。

过了十几分钟后，老蒋的车队到了，老蒋下车后见到王陵基等人，并不搭话，而是快步走上了飞机。

又过了一小会，胡宗南带着一队人赶到。老蒋见胡宗南到了，松了口气，这才将在机场迎候的王陵基叫上飞机。

老蒋和王陵基聊了几句后，说：“军事上的事情，就交给寿山（胡宗南的字），你和他要多配合。”

说完，老蒋的目光扫向了驾驶舱，王陵基识趣的告辞。在王陵基下飞机后，老蒋便马上乘飞机逃走了。

老蒋在12月1日逃到成都，至10日离开，一共只待了十天。

在老蒋走后不到两周，胡宗南抛弃部下也乘飞机逃走了。胡宗南走后，成都周围的几个兵团陷入混乱，纷纷起义或投诚。

王陵基在成都解放前夕逃出城，一度跟着李文的第五兵团，在李文兵团起义时，他将携带的二千多两黄金，大部扔入一口枯井，其余和随员瓜分后，各自逃命。

王陵基冒充盐商，化名“戴正名”去了宜宾，暗藏在一个亲戚家中。1950年2月初，王陵基从宜宾乘船前往重庆，准备寻找机会转向武汉，进而向南逃。

轮船行至江安码头时，接到举报的解放军登船搜查，将王陵基抓获。王陵基被捕后，坚称自己就是一个商人，名叫戴正名，但在几个老部下的辨认下，他不得不承认了身份。

王陵基后被送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因他有“退役上将”的身份，成为功德林的“学员”中，军衔最高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