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国民党上将刘峙以治糖尿病为由留在香港，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每日出入舞厅酒吧，过得逍遥自在。而他曾经的旧部下却穷困潦倒，度日维艰，于是便打起了这位无才无德的旧上司的主意…… 刘峙是国民党五虎将之首，蒋介石逃往台湾时却没有带他，而是任由刘峙独自前往香港，这样蹊跷的事在国民党内并不多见，这一切还要从刘峙与蒋介石的“恩怨”说起。 刘峙自学生时代起投身辛亥革命，后又加入粤军，参加护国运动。刘峙是正规军校出身，为人忠厚，广交朋友，在部队中人缘极好，机缘巧合下又与孙中山结识并深受赏识，故在北伐前就当上了军官。 北伐开始后，刘峙带领一小股部队作为先头部队，一路从广州打回老家吉安，引起蒋介石注意。后刘峙在何应钦引荐下任黄埔军校教官，并在保卫黄埔军校战役中立下头功，蒋介石对其大为赞赏。 1926年，蒋介石任北伐革命军总司令，已表现出背离三民主义倾向，刘峙敏锐捕捉到这一点，帮其打击军队中共产党势力，助其掌握军队领导权。 此后，无论在北伐战役，还是在后来“围剿”红军的“斗争”中，刘峙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对其忠心不二，被蒋介石称为屡战屡胜的“福将”。 1935年，刘峙被授予二级上将军衔，并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晋升速度之快，军政一肩挑，在国民党内绝无仅有。刘峙成为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人，被称为五虎将之首，一时风光无量，无出其右。 刘峙早年丧父，少年时受尽屈辱，但也正是这些经历养成了他“不得罪人”“不敢担责”的性格，以至于做高官后的刘峙只求“自保”，拈轻怕重，不断拉拢各方势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峙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保定坐镇指挥，结果日军连续突破其两道防线时，刘峙慌了神，赶紧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自己“脚底抹油”——跑了。 刘峙的行为直接导致华北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听后极为震怒，将其调回陪都重庆“另有任用”。 1939年，刘峙出任重庆防空司令。期间，刘峙虚报士兵数量，伪造花名册，贪污军饷，又导致1942年重庆隧道惨案发生，全国上下一片骂声。 蒋介石忍无可忍，正欲撤销其职务时，何应钦跳出来保全了他，刘峙这才保住自己的官位，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解放战争期间，在黄河一带驻守的刘峙被刘邓大军击溃，国民党再无黄河天险所守，蒋介石大骂其“蠢猪”。自此，刘峙也从“福将”跌落成“猪将”。 淮海战役打响后，蒋介石已无人可用，甚至寄希望于“玄学”，想到刘峙在北伐期间扭转乾坤、屡战屡胜的“福气”，又启用他到徐州镇守，结果可想而知，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刘峙被撤职处理。 也正因如此，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没有带刘峙。刘峙也知道台湾没有容身之地，便找了个台阶，以治疗糖尿病为由，很识趣地带上太太、儿女以及全部家财去了香港。 在香港，刘峙表现得可不像一个糖尿病人，整日出入舞厅，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 他那些在香港穷困潦倒的旧部见老上司挥金如土，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日，他们合起伙来截住从舞厅回家刘峙，说这些年帮刘峙到处搜刮财产，所以这些钱也应当有自己一份。 刘峙见他们人多势众，只得破财免灾。恰巧这时台湾方面来信，以刘峙“久不归队”为由，彻底免去他的职务，停发他的薪水。刘峙冷笑一声，在香港这段期间，他体会到了世态炎凉。 1950年9月，刘峙携家人前往印尼生活。到印尼后，刘峙先后又遭强盗和印尼军哨公开索贿等，巨额家财损失大半。随后，刘峙想通过经商方式尽快挽回损失，结果赔得血本无归，成了穷光蛋。 天无绝人之路，在印尼朋友帮助下，刘峙取得印尼教师证，又经朋友介绍到当地一所中学教国语、历史等课程。刘峙在黄埔军校是教官，到印尼又当了老师，兜兜转转又回来了。 或许刘峙天生是当老师的命，早年他在继父资助下读过一段时间私塾，国学传统的基本功相当扎实，凭知识储备教当地华侨子女绰绰有余。就这样，昔日的国民党上将成了印尼华侨口中的“好老师”。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刘峙思乡之情也越来越强烈，台湾蒋介石听到这一风声，赶紧给刘峙修书一封，表示他可以回台湾。 刘峙收到信喜出望外，虽然思念故乡，但他也担心回大陆遭到“清算”，所以得到蒋介石许可后，刘峙又携家人到台湾定居。 1953年，刘峙回到台湾。蒋介石依旧怒气微消，指着刘峙就是一顿臭骂。消气之后，蒋介石念其北伐期间功绩，给他一些闲职，让刘峙安心养老。 在台湾，刘峙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闲时，他读书看报，还写成《我的回忆》一书，当然没钱出版，只在部下手中传阅。后来一家出版社认为这本回忆录有历史价值，决定主动出版，这本书才得以面世。 1971年，刘峙病亡，终年七十九岁。 刘峙一生过大于功，虽然早年在北伐战争中有过贡献，但在抗日战争中他却当了“逃将”，在解放战争中又与人民为敌。可以说，刘峙到后期被称为“猪将”，还是非常中肯的。